本文为七篇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改写自2025年5月1日于哈佛法学院 “圣经法律与基督教法律研究计划” 举办的一场讲座。经学术主任Dr. Ruth Okediji授权转载。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铺陈了中国在前现代时期的框架：儒家的治理秩序、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实践、佛教的虔修，以及帝国惯于为 “异端” 分类的思维模式。此处，我们进入一个现代熔炉：约在1862至1927年之间，中国在外来强权、内部动乱与对意义的追寻中挣扎。在这数十年间，基督教时而被容忍、被利用，时而被怀疑与反对。贴在基督教身上的标签不断变换——从 “异端” 到 “帝国工具”，从 “外来宗教” 到 “反现代” ——但相同矛盾的态度始终存在。
1862-1874：秩序、创伤与疑惧
清末之际，官员面对战争与叛乱留下的残骸，首要任务是恢复秩序。在不平等条约之下，教会学校与医院在外国保护下扩张；然而，容忍并不等于信任。肩负维稳责任的地方官员，往往将陌生的教导视为需要被管理的扰动因素，结果形成了一种戒慎的共存：基督教机构在公共领域提供服务，但其信仰本身却被解读为非本土的、且有破坏秩序的可能。
在民间层面，有关外国药物、仪式或动机的流言，常常成为冲突的导火线。当国家的正统性动摇时，替罪羊往往随之出现。而一个由外国人带来、又与新特权相连结的宗教，在本已人心惶惶的社群中，特别容易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一座图书馆的到来：1910年代与1920年代
到了1910年代，知识生活的重心从危机应对转向思想输入。学生与作家带回了一整座由各种 “主义” 构成的图书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期望这些思想工具能重建中国。五四时期的氛围高举科学与民主，并常视 “宗教” 为迷信之物。即便有部分学者认真与基督教的道德愿景对话，整体公共情绪仍偏向怀疑：如果现代性意味着理性与建国，那么教会——尤其是受条约保护的教会——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
在这样的气氛中，许多抗议行动便指向基督教学校与机构，将其描绘为民族复兴的阻碍。这些批判具有多个层次，其一是民族主义层面，基督教是一个受外国保护的外来宗教；其二是意识形态层面，基督教被指控反对科学或民主觉醒；其三是制度层面，在新式社团林立的竞逐场域中，为何基督教团体能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并非所有反对者都敌视基督信仰本身；许多人只是认为，国家承受不起忠诚分裂的代价。
基督徒则以不同的方式回应。有些人强调公共服务，主张学校、诊所与慈善事业是为了中国的福祉而设；另一些人则坚持，福音不可被简化为功用——信仰关乎的是真理与救恩，而不仅仅是社会条件的提升。在这两种回应中，中国基督徒逐渐发出更清晰有力的声音，将圣经与神学翻译进中国的道德与思想问题中，并坚持：中国教会必须真正成为中国的教会。
陈独秀的转向与 “拯救” 的逻辑
在此时期，陈独秀成为了一位关键人物。陈独秀早期的著作倡导自由与文化改革；到了1920年4月（发表于《新青年》），他明确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担任象征性的领袖。对于民族复兴的想像路径也随之转变——从个人与文化的转化，转向结构性的革命。在这样的叙事中，基督教被视为昨日的解方，或西方文化的包袱。这种判断不仅关乎教义本身，更关乎 “何者能拯救” 的问题：是思想、德性、制度，还是阶级斗争？
如何理解这个时期：列文森与柯文
两种史学视角有助于我们避免简化与刻板化。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看见现代性将儒家意义体系推向崩裂的边缘；柯文（Paul Cohen）则提出“中国中心观”，拒绝简单的“冲击—回应”叙事。若将二者结合，可以看出一种模式：中国对基督教的批判并非只是排外情绪的表现，而是人们在面对屈辱与剧变时，努力重新拼装意义秩序的一部分。基督教既可能被拒斥为外来物，也可能被接纳为可用的资源——而且往往同时并存。
替罪羊与礼物
即使论战升温，人的生命仍在改变。中国基督徒从事翻译与教学，照顾孤儿与病患；女孩与男孩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工人在市镇的礼拜堂中聆听圣经。这些都是基督教在充满疑惧的年代中献上的礼物。与此同时，反基督教的言辞在报纸与校园里日益高涨。危机通常具有双重效应：它既使疑虑更加僵化，也使信仰更加深刻。
为何理解这一切很重要？
在1862至1927年之间，人们辩论的词汇从帝国式的分类转向现代意识形态。基督教不再只被视为 “异端”，而是被指控为 “反科学” ；不仅是 “外来的”，更被说成是 “反民族的”。然而，旧有的模式依然延续：即便其真理主张被否定，基督教仍可被视为 “有用的” ——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理解这一模式，有助于我们以历史的耳朵聆听当前的争论。
值得留意的观察指标
以下三点诊断，仍然延续至今。
- 标签的问题：当 “基督教” 被外部分类所界定——迷信、帝国工具、西方文化——它便成了稻草人目标。厘清这类词汇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宣教的一部分。
- “功用” 的诱惑：欢迎基督教的服务，却刻意回避十字架，乃是历史悠久的习性。教会必须既爱地上之城，同时也勇于宣认所信的道。
- 替罪羊的循环：在焦虑的时代，少数群体往往会付上代价。基督徒必须拒绝苦毒，持续安静地行善，深知持续的守望往往比一时的厌恶更能持久。
本系列下篇（第四部分）：中国的两条路径——自由派与基要派的分歧如何被移植；燕京大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对比中国内地会（CIM）；复兴布道家如宋尚节与王明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