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論述歐洲教會——特別是華語教會——對牧師與傳道人的迫切需求。儘管歐洲在歷史上曾是積極差派宣教士的地區，但在今日的處境下，歐洲更應被視為一個「宣教禾場」（宣教目的地）。這片土地去基督教化（de-Christianization）的速度令人震驚，許多信徒缺乏牧者牧養，許多社區再也聽不見福音的見證。接下來的篇幅將以華語教會為縮影，呈現歐洲整體的現狀。
1989年，第二屆洛桑世界宣教大會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會中，Luis Bush提出了著名的「10/40之窗」概念，對教會的宣教事工產生了深遠影響。「10/40之窗」指的是居住在北緯10度至40度之間的人群，涵蓋東半球及西半球中的歐洲與非洲地區。這些地區被視為全球教會與宣教機構合作推動福音工作的主要焦點。
這一策略背後的理由相當直接：該地理範圍中約有90%人口為非信徒；若沒有相當數量的宣教士住在他們中間，這樣的情況將持續下去。可想而知，該地區所面臨的宣教挑戰極其艱鉅且迫切，沒有任何單一教會或宣教機構能獨力承擔。因此，「10/40之窗」概念的提出，正是為了鼓勵全球教會在最需要的地方，有策略地投入宣教資源。這一方向很快獲得與會者的接納與認同，並隨後由牧者與宣教機構在全球推廣。直到今日，教會仍持續將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宣教資源投入在「10/40之窗」範圍內的宣教事工。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舉例說明「10/40之窗」內的國家時，人們最常強調的是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及其他宗教信仰者所在的地區，這無疑容易吸引讀者的注意。儘管這些被突顯的地區確實是重要的宣教禾場，但同樣值得指出的是，南歐的部分地區其實也位於「10/40之窗」之內。即便如此，卻極少有宣教機構將歐洲界定為、甚至納入考量為一個宣教禾場。
歐洲之所以未成為各宣教機構的主要焦點，其原因相當明顯。在基督教會兩千年的歷史中，多數重要的教會歷史事件都發生於歐洲——從彼得與保羅在羅馬的殉道、基督教成為帝國國教、中世紀的宣教與十字軍運動，到宗教改革、各宗派的形成、清教徒與敬虔運動的興起，以及舊正統與新正統神學的發展。此外，近幾個世紀以來的基督教宣教模式，更凸顯了「歐洲國家是宣教主力」的概念。眾所周知，成立於1795年的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宣教事工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差派了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及李愛銳（Eric Liddell）等宣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個著名的宣道會與另外兩個機構合併，成立了今日仍活躍於宣教事工的「世界宣教議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因此，任何熟悉教會歷史的人，都會承認歐洲一直是培育、裝備並差派宣教士的地方，並且至今仍是全球宣教的重要力量。
然而，今日的現實卻與這段歷史遺產並不一致。在過去一個世紀中，歐洲的無神論人口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數迅速增加，基督教的衰退十分明顯。教會規模縮小，甚至關閉；自我認同為基督徒的人數大幅減少。隨著基督教的衰落，教會可投入於宣教事工的資源也隨之減少，無論是在本地社區或海外宣教皆然。由於篇幅限制，以下分析將主要呈現歐洲華人基督徒所面臨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迎來了來自華語地區的第一波移民。隨著中國在1980與1990年代的改革開放，華人移民前往歐洲的速度加快，特別是在西班牙與義大利，其中相當多人來自浙江省。這些移民中，有些人在中國時便已是基督徒；他們移居歐洲後，也將原有的基督信仰實踐一併帶來。於是，華人查經班與團契在南歐逐漸出現，當聚會人數達到約100人時，這些團契也逐步發展成為教會。
到了21世紀初，義大利與西班牙都已有數間華語教會，每間會眾人數超過100人。為了回應歐洲各地華人教會的牧養需要，歐洲華人聖經神學院（International Chinese Biblical Seminary in Europe，以下簡稱ICBSIE）於2007年成立，專注於培育服事歐洲的華人傳道人。自成立以來，該神學院已培育超過100位畢業生，分別在歐洲11個國家的華人教會中服事。若從整體來看，歐洲目前約有330個相對穩定、具教會性質的華人基督徒聚會點，並有超過280位全職傳道人正在服事，其中有87位為ICBSIE的畢業生。
然而，一個不得不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數量是否足夠？答案顯而易見——完全不足，甚至相差甚遠。現有的華語教會仍迫切需要更多傳道人，才能真正扎根並進行長期牧養，更遑論開拓目前尚無華人教會的地區。根據多方資料推估，歐洲約有300萬華人分散居住各地。若依華人人口與信徒比例粗略估算，歐洲目前約有2萬5000至3萬名華人基督徒。以現有的280多位牧者計算，平均每位傳道人需牧養約100位信徒。乍看之下，這樣的比例似乎並無太大問題，但其中存在兩個嚴峻的挑戰：第一，歐洲仍有超過2百萬華人尚未聽聞福音；第二，華人教會與牧者在歐洲華人群體中的分布極不均衡。
如前所述，ICBSIE的畢業生分布於歐洲11個國家，而歐盟共有27個成員國。換言之，畢業生尚未進入超過一半的歐盟國家服事。即使將非ICBSIE畢業的傳道人一併計算，服事範圍也僅涵蓋17個國家。這些數據清楚顯示一個事實：並非每一個國家都有華人教會與傳道人。因此，「每位牧者牧養約100名會眾」的理論假設，在現實中其實難以成立，因為華人基督徒所在之處，未必就有牧者可以就近牧養。這種分布不均的情況在東歐國家尤為嚴重，例如羅馬尼亞、白俄羅斯、蒙特內哥羅與拉脫維亞等地。然而，西歐的情況也並未好轉多少。以法國為例，統計顯示約有70萬華人分散居住在巴黎、里爾、馬賽、里昂與圖盧茲等城市，但約95%的華人教會與傳道人卻集中在巴黎。
是什麼造成牧者分布如此不均？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因素是，大城市通常擁有相對較多的華人人口，使得建立教會與推動事工較為容易。相對地，會眾人數較多、資源較充足的教會，也更有能力培訓並聘請全職牧者，進而促進教會的良性發展。這正是一種被稱為「馬太效應」的現象：健康的教會能吸引更多資源，因而更能持續成長。
與此同時，仍有許多人口相對稀少的地區，正等待全職傳道人前往，進行長期的耕耘與牧養。然而，這些地區的小型教會與團契，因缺乏全職牧者正逐漸萎縮；而規模更小的團契與查經小組，則幾乎不具備聘請全職牧者的潛在能力。即便其中某位基督徒被感動、對該團契的屬靈需要深感負擔，他或她也往往因為可預見的實際困難，而不太可能毅然走上全職服事的道路。這樣的惡性循環，已成為許多地區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從策略層面來看，許多這類中小型城市反而較少受到無神論或其他宗教的影響；當地華人對基督信仰的信息，往往與對其他宗教一樣保持開放態度。
那麼，我們該如何回應，才能使歐洲從一個宣教禾場，再次轉變為宣教推進力呢？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的模式。兩百年前，宣教士前往中國傳福音、建立教會，他們之所以能在重重困難中堅忍不拔，首要原因固然是上帝的恩典；但同時，我們也清楚看到，他們在靈性關顧、人力與財務資源等方面，得到了宣教機構強而有力的支持。這些將各地教會人力、物力與財力集中的宣教組織與機構，其存在與運作，正是那個「宣教黃金世紀」得以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歐洲那些華人信徒分散、人口不集中的地區，較為薄弱的團契與查經小組，確實缺乏支持全職傳道人生活所需的經濟能力，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現實。我們是否能重新拾起19世紀宣教機構所展現的天國眼光與勇氣，透過分擔願意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生活上的憂慮，使他們能更無後顧之憂地投入神國的工作與教會的建造？願主憐憫！
歐洲的華人教會需要傳道人，正如每一個歐洲國家都迫切需要一樣。雖然歐洲曾是差派宣教士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甚至直到20世紀初仍是如此，但如今，它已成為一個需要全球各地宣教機構與教會以支持與代禱來扶持的宣教禾場。讓我們一同向萬物的主祈求，願祂將歐洲教會的需要與負擔放在祂子民的心中，使這片曾是宣教基地的土地，再次經歷群體性的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