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台灣僑務委員會《2022僑務統計年報》，全球海外華人（包括從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移居海外的華人及其後代）共有4970萬人。其中，海外華人最多的區域為亞洲（3460萬），其次是美洲（約980萬）。與2010年的資料相比，全球海外華人總數及在各大洲的分布皆有所增加（詳見表一）。居住在歐洲（從132萬增至238萬）及大洋洲（從95萬增至177萬）的華人在十二年間幾乎成長一倍。然而，成長幅度最明顯的是非洲，從24萬激增至118萬——短短十二年間成長近500%。
在研究華人散居群體時，不能忽略他們與「故土」——中國——之間的關係。數百年來，政治和經濟因素使華人不斷遷徙至世界各地。傳統上，華人散居群體多被視為以經商為主。例如，在《Global Diaspora》一書中，學者柯恩（Robin Cohen）將傳統的華人散居群體歸類為「貿易型散居」（trade diaspora）。
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並逐漸被視為「二十一世紀的國家」。隨之而來的是更多外國人開始學習中文，美國高中甚至將中文納入外語課程。這些改變也影響了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有些人更加認同並擁抱自己與中國的連結；也有些人選擇保持距離，甚至抗拒這種連結。
新經濟移民
自1990年代起，中國有意投資並尋求與全球多數國家（majority world）——包括非洲、拉丁美洲與中東——建立經濟與政治上的合作關係。過去十年間，自中國於2013年啟動「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來自中國的移民在非洲與中東地區顯著增加。目前，非洲約有一百萬名華人，中東則有超過五十萬人，其中多數居住在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帶一路的影響可從非洲華人人口的持續成長中清楚反映出來。中國在非洲投入的大量資金與基礎建設工程，也為中國勞工、專業人士與商人開啟新的機會。
我親身觀察到中東地區華人群體的成長。2014年，我第一次造訪埃及時，開羅只有零星幾位華人。如今，開羅已有一個被當地人稱為「中國城」的區域，同一條街上聚集了許多中餐館與商店，業主全都來自中國，其中有些人還能說相當流利的阿拉伯語。
另一個例子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2004年，中東最大的中國商品貿易市場「龍城購物中心」在杜拜開幕。自2013年以來，杜拜國際城（International City）一帶的華人人口急遽增加。據報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境內約有超過二十萬名華人，其中多數居住在杜拜。來自中國大陸的契約勞工、專業人士與商人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社群，當地的華人教會也因而成長。
「潤」
2023年的感恩節過後不久，《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指出：「過去一年，有超過2萬4000名中國公民從墨西哥越境進入美國時被捕」，並且「根據政府資料顯示，這個數字比前10年的總和還多」。這個現象令人訝異，畢竟中國過去十年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被視為崛起中的大國之一。2023年稍早，《Christianity Today》也曾報導中國當前流行的「潤學」（run philosophy），即「逃離中國」的風潮，並反思這一現象可能為美國華人教會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我的一位朋友在歐洲求學期間信主，之後回到中國結婚。大約五年前，她與家人為了進修來到美國，後來決定因宗教因素申請庇護留在美國。雖然他們並未遭遇直接的逼迫，但她對我說：「在中國當基督徒，真的很不容易。」
我另外一對朋友約於十年前在美國西岸建立一間華人教會。幾個月前，我在他們結束為期兩個月的返中行程後拜訪他們，那是他們疫情後第一次回到中國。我詢問他們是否觀察到有更多中國人想移民至其他國家的現象。他們表示，由於科技發達，現在中國的生活其實相當舒適便利；例如，人們可以用微信或支付寶在線上與線下購物，日常生活幾乎不需要使用現金。另一方面，長達三年的抗疫確實對中國經濟造成不小的衝擊，目前仍在復甦中。朋友們的結論是：那些對政治及現任政府不滿的人，會嘗試移居他國。
關鍵政治事件及宣教趨勢
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故土」的政治情勢如何影響華人散居群體的宣教工作。近年來，中國政府的幾項重要政治決策，對華人散居群體的宣教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是2013年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這項政策為來自中國的基督徒承包商與商人在南亞、中東及非洲開啟了新的大門，使他們成為潛在的宣教力量。其中一個例子是「營商事工」（BAM, Business as Mission）能進入南亞、中亞、中東與非洲的「創啟地區」服事。
第二項重要的政治決策是2018年實施的新《宗教事務條例》。我先前的研究指出，在過去，美國華人教會的短宣隊最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國。然而，自2018年2月新《宗教事務條例》開始嚴格執行以來，中國的大門幾乎關閉。自那時起，中國境內出現新一波逼迫與遣返宣教士的情況。許多華人散居教會（包括我在美國的母會）開始尋找新的宣教工場，並開始接觸非華人的未得之民。例如，美國的一些華人教會近年開始差派短宣隊前往中東服事難民。我本人也親自觀察並研究了這股華人散居教會向中東短宣的新趨勢。
第三項影響華人散居群體的重要政治事件，是在2019-2020年香港抗議運動之後，於2020年通過的《香港國安法》。自此，香港被普遍認為失去了過往的地位。為了回應這一變化，英國自2021年1月起爲BNO（英國海外國民）護照持有人推出新的入境計畫。結果，自2021年起，香港出現了大規模移民潮。英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華人教會也開始積極尋求回應這波新到來的港人。以上這些中國的政治發展皆對華人散居群體的宣教工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此外，我們或許還可以再加上第四及第五項與地緣政治相關的事件：影響全球的疫情及近年的台海緊張局勢。2020-2022的全球新冠疫情源自中國，並導致中國邊境封閉長達三年。除了宗教管控外，中國的實質封閉，使華人散居教會對中國的宣教幾乎變得不可能。因此，華人散居教會的宣教策略與目的地也隨之轉變。全球疫情同時也加深了中美兩國之間的互不信任，使雙邊關係更加緊繃。
此外，近期台海緊張局勢的升溫，也影響了移民流動，並在海外華人社群中造成分歧。回顧歷史，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台灣首次總統直選之前）曾引發一波大型移民潮。類似的情況在2023-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再次出現，但規模較小。隨著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及其主張台灣主權的政黨上任，這種緊張局勢在未來幾年可能持續。
評估與反思
宣教學者仍在觀察並評估中國崛起及其相關地緣政治變化所帶來的影響與結果。「一帶一路」倡議為華人基督徒進入所謂的「創啟地區」開啟新的大門。越來越多華人基督徒回應大使命與「宣教的中國」的呼召。然而，一帶一路也可能是一把雙面刃，因為當地人可能覺得中國藉由協助較貧困國家發展基礎建設來換取其天然資源，更像一種「在較弱勢國家中謀取利益」的新殖民主義。華人基督徒在運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作為宣教途徑時，應當謹慎，免得重蹈西方宣教士在殖民時代犯下的錯誤。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新的宗教法令關閉了許多跨文化宣教同工進入中國的大門，它也迫使各宣教機構重新思考對中國宣教的策略。此外，這項限制也激發了許多散居華人基督徒跳脫族群限制、觸及非本族裔的群體。再者，近年的香港移民潮也為散居地的華人教會注入新的活力，並激起英國、加拿大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華人教會興起一股新的「藉由華人散居群體宣教」的運動。在各樣的處境中，主都在工作。
結論
凡事都有定期（傳道書3:1）。我們的主是掌管歷史的主，一切都按著祂的計畫而成就。近年與中國相關的政治發展，深刻影響了全球華人散居群體的動態與流向；有些宣教之門因此關閉，但也有新的門被開啟。雖然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甚至令人感到不安，但我們同時也看見新的機會出現，而這些機會也伴隨著挑戰。正如保羅所勸勉的：「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提摩太後書4:2），願我們忠心回應主託付我們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