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七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寫自2025年5月1日於哈佛法學院「聖經法律與基督教法律研究計畫」所舉辦的一場講座。經學術主任Dr. Ruth Okediji授權轉載。
在第一部分中，我們提出了四個指引性的問題，以及四條彼此交織的軸線——中國、西方、教會與思想——以培養一種面向2040年代的警醒姿態。在本篇中，我將從任何關於「中國與基督教」的討論都必須開始之處談起：傳統中國的世界觀，以及基督信仰最初如何進入其中。
相遇背後的世界：傳統中國的四個脈絡
我從一個古老文明及其層疊而成的世界觀談起。居於核心位置的是儒家思想——它不僅是一套道德哲學，更是國家治理、社會秩序與教育體系的語法。道教與民間宗教塑造了日常的敬虔生活、護佑的儀式，以及追求長生或與自然秩序和諧共處的實踐。佛教則在西元二世紀後傳入，帶來了修道院式的紀律、關於苦的形上學理解，以及廣泛的民間敬拜生活。與此同時，帝國也不時面對各種異端運動——這些顛覆性的宗派承諾帶來救贖或反叛；其中許多被官方查禁。
這樣的中國並非一個「宗教市場」，而是一種帝國式的生態。正統與異端關乎的是公共秩序。國家監督祭祀禮儀、培養士大夫階層，並對其認定為危險的教導加以分類與管控。在這樣的生態之中，當基督教於後來的世紀出現時，並非以一個中性的思想進入，而是作為一種外來信仰到來，且顯然無法輕易納入既有的分類框架中。
是「異端」或「能被容忍的」？政策如何形塑認知
依照這套帝國邏輯，面對陌生教導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將其視為異端。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地緣政治使這種本能反應變得更加複雜。到了19世紀中葉——在鴉片戰爭、1842年《南京條約》與其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後——西方列強透過條約條款與治外法權安排，為基督教活動爭取到「容忍」的空間。然而，容忍並不等於同理。一個如今享有外國勢力保護的外來宗教，反而加深了人們的印象：基督教並非中國本地古老而複雜的哲學體系與祭祀生活的一部分。
這樣的結果是一種持續的認知（perception）：基督教或許在實踐上可以被容忍，甚至在某些學校或醫院中顯得有其用處；但在傳統想像中，它始終被視為文明核心外的存在。
基督教是西方宗教嗎？
我們所說的「基督教」究竟是什麼？為何它如此常被貼上「西方」的標籤？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歷史記憶。近代中國所見的基督教公共面貌，往往是自17世紀初、尤其是19世紀以來的歐洲與美國宣教士。再加上晚期古代與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以及歐洲與北美彼此交織的歷史遺產，從全球視角來看，基督教自然被視為一種西方宗教。
然而，這個信仰並非起源於西方。它誕生於西亞的猶太處境之中，並在歐洲基督教化之前，已先傳遍整個地中海世界。今日的基督教是一個多中心的全球性運動。即便如此，認知本身仍然至關重要。在中國——如同在許多地方——基督教與西方之間的連結，深刻影響了人們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心中滋生的疑慮。
透過鐘錶匠之手的早期相遇
讓我們來看一個早期文化相遇的片段。約在1600年前後，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進入中國。宮廷與士大夫因著對鐘錶與地圖的著迷，往往視他為一位「鐘錶匠」而非神學家。科技為他打開了門，信仰卻鮮少被真正理解。這種錯置的認知極具啟發性；它顯示出，新思想往往先被既有的渴望所過濾——對工具、地位或知識的渴求——遠在它們被當作真理主張來評估之前。這也隱約指出一種模式：基督教可以因其「有用性」（科學、教育、醫療）而受到歡迎，其關於上帝與救贖的核心宣稱卻能同時被擱置。
基督教傳統的簡要勾勒
若基督教不僅僅是西方的外來產物，那它究竟是什麼？其中一種回答方式，是沿著基督教思想與生活的長廊快速一瞥：初代教會、教父們、奧古斯丁與阿奎那；接著是路德、加爾文、衛斯理，以及一波波的福音復興運動。每一個時刻都回應了關於上帝、人性、罪、恩典、公義與盼望的問題。我提及這些，並非要重述一套課綱，而是為了強調一點：基督信仰進入中國時，帶來的是一個厚實的信仰傳統——跨越不同大陸和世紀所形塑的文本、實踐與論證。因此，雙方的誤解幾乎是必然的。中國朝廷看到的是鐘錶；宣教士帶來的是要理問答；彼此都透過各自熟悉的鏡片來解讀對方。
從「外來」到日常生活的紋理
這種傳統中國的架構，形成了一種至今仍迴盪不去的弔詭現象。一方面，基督教是外來的——是一種「異端」教導，後來又成為受條約保護、與西方權力相連的宗教；另一方面，對信徒群體而言，它卻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紋理：在禮拜堂中敬拜、翻譯與抄寫聖經、經營學校與醫院、實踐慈善，並建立家庭與會眾的網絡。
這種雙重認知——既外來卻能被中國人活出來，既被容忍卻始終可疑——有助於解釋近代以來許多後續發展：在好奇與抗拒之間的擺盪，在公共效用與意識形態疑慮之間的拉扯，以及在喘息空間與政策限制之間的反覆。
為何這一切對前行之路至關重要
從傳統分類出發，有助於釐清至今仍反覆出現的爭論。當批評者駁斥基督信仰為「西方產物」，他們其實是在重複一種植基於早期帝國分類習慣的文明框架；而當人們歡迎基督教機構在教育或醫療上的貢獻，卻刻意迴避基督信仰的認信層面時，則再次演繹了古老的功利式接納；擁抱其有用性，卻閃避其神學核心。
對於基督徒而言，理解這一切則成了一種雙重的邀請。第一，是理解我們所踏入的文化記憶——「正統」與「異端」、「外來」與「本土」這些詞彙，如何至今仍承載著重量。第二，是以一種既忠於基督教傳統、又能細緻回應中國的道德想像、語言與社會生活的方式來作見證。
這正是我們接下來要前往的方向。若本篇鋪陳的是世界觀與政策層面的背景，下一篇則將轉向晚清與民國時期——那是一個充滿危機與「輸入」的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重新評估從儒家經典到現代科學的一切，而基督信仰在其中時而受到讚揚、時而遭到批判，甚至成為替罪羊。
本系列下篇（第三部分）：危機與批判（1862–1927）——兩次反基督教運動、五四運動引進的思想、陳獨秀轉向馬克思主義，以及Levenson／Cohen論文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