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七篇系列文章的第四篇，改寫自2025年5月1日於哈佛法學院「聖經法律與基督教法律研究計畫」舉辦的一場講座。經學術主任Dr. Ruth Okediji授權轉載。
在第三部分中，我們追溯了現代熔爐在中國的樣貌：基督教在其中時而被利用，時而被拒絕。本文將接續探討一場源自西方、常被簡化為「自由派」與「基要派」的爭論，如何被移植到中國，並在此折射變形。進入中國的並非一份原樣複製的藍圖，而是兩種持久的本能，深刻塑造了制度、講壇信息，以及基督信仰在公共領域中的面貌。
路線一：社會現代化者（校園、城市、制度）
20世紀初，中國的基督教教育家與組織領袖致力於使信仰與社會更新對齊。與基督教事工相關的大學與學院，以及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女青年會（YMCA/YWCA）等組織重點投入於：
- 高等教育及領袖培育，
- 公共衛生與社會服務，
- 學生運動、校際論壇和公民習慣的養成。
這種路線本能帶有「道成肉身」與「制度導向」的特質：進入城市的實際需要，教導德行與責任，並展示基督教倫理如何幫助一個處於轉型中的社會理解法律、公民身分、家庭生活與工作。
優點：能透過教育、醫療與社會工作，建立進入更廣泛社會的可信橋樑；並過學術研究與翻譯，將基督教思想與中國自身的問題連結；同時建立領袖培育管道，使基督徒能參與教會圍牆外的公共對話。
盲點：對文化的信心有時削弱了信仰告白與要理教導；與社會聲望及權力的靠近，使信仰被收編、被利用的風險增加；對「復興式靈性」的疑慮可能僵化為對福傳努力 (evangelism) 的偏見。
路線二：福音拓植者（禮拜堂、聖經、復興）
與路線ㄧ（社會制度）並行的，是另一條更著重於悔改歸信、聖潔生活，以及建立具有韌性的地方團契的路線。諸如「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CIM）等差會，優先投入巡迴佈道、聖經分發，以及在市鎮與鄉村建立禮拜堂。其後，中國本土的復興派傳道人——尤以宋尚節與王明道為代表——以直指人心的清晰信息呼籲人們悔改及門徒訓練。他們建立的信仰群體學會敬拜、彼此督責，並在艱難中持守信仰。
優點：宣講信息清楚而直接；具體可見的歸信果效；塑造紀律嚴謹的團契生活；在正式制度受限時仍能站立得穩的能力；對聖潔的重視有助於防範勝利主義與自滿。
盲點：容易出現反智傾向，並對學術研究抱持疑慮；對制度建構與面向公共的服務事工態度曖昧；當劃界與守邊的目標凌駕於大公性（普世胸懷）之上時，存在走向宗派主義的風險。
不只是非此即彼：中國本色化與合一的努力
中國的基督教領袖並非只是站隊選邊。許多人追求的，是一個真正屬於中國的教會——不只是西方宗派在華的加盟版本——同時又能與普世教會保持連結。各種合作性的嘗試（例如「中華基督教會」）力圖在跨越外來宗派分野的情況下，將信仰告白、宣教使命與共同生活整合在一起。財務自立、中國本土的領袖，以及在禮儀與敬拜中發出本地聲音，被視為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而非可有可無的選項。
這樣的本色化工作，使任何將中國基督教簡化為「自由派」與「基要派」對立的圖像都顯得過於粗略。對許多中國牧者和教師而言，真正關鍵的問題是：福音能否在中國的土壤中扎根而不失其深度？以及，西方的論辯是否能被接收為可用的工具，而非全盤套用的整體框架。
教會內部的「另一場五四運動」？
像這樣的路線分歧，從來不只是教義之爭，而是關乎方法與想像力。
- 基督信仰臨在的主要標誌，究竟是禮拜堂，還是教室？
- 基督教大學應當以公共利益來證成自身，還是明確的信仰告白——抑或兩者兼具？
- 復興派能否珍視學術，而學者又能否珍視復興？
中國其實兩者都需要：十字架與城市、要理教導與憐憫行動、迫切的佈道熱忱與耐心的制度建構。當這些元素被結合在一起——牧者與教授、喚人悔改的祭壇呼召與課後輔導計畫並行——教會便獲得了更深的信仰根基與更高的公信力。
當風暴來臨
20世紀中葉的壓力暴露了兩種路線各自的極限。制度路線的自信發現，它無法保證對信仰的保護或持久性；復興派的敬虔實踐也意識到，若缺乏神學深度、可問責的領袖及彼此關顧，便容易走向破碎與分裂。那些能向另一種路線學習其恩賜的信仰群體，往往更能穩健地走過動盪。耐人尋味的是，苦難反而成了促進合一的力量。
可攜帶前行的教訓
- 有意識地活在張力之間：沒有公共德行的佈道，會使福音萎縮；沒有信仰告白的公共德行，則會使福音空洞化
- 尊重地方的聲音：方法總會隨著地區與時代而不同；合一並不等於作法上的統一。
- 培育能同時走在兩種路線上的領袖：培育能夠讀懂現場、也能讀懂書本的傳道人；培育既能教課、也能愛鄰舍的學者；培育懂得禱告的機構領袖。
- 翻譯論點，但不必然加入：讓西方的辯論有益於處理中國的問題，而不是讓它們吞沒這些問題。
為何這類討論至今仍然重要？
今日關於城市事工、知識生活、社會參與，以及復興位置的討論，仍是這兩股思潮的回音。既然「自由派—基要派」的爭論是以一場衝突的形式進入中國，那麼它更應當以一種屬靈操練的方式被保留下來：提醒我們追求大公性的寬廣與福音的深度，而不是成為僵化各陣營的藉口。中國教會最為興盛的時刻，往往是它拒絕狹隘二分法、選擇同時持守對福音的忠心及愛鄰之心的時候。
系列預告（第五部分）：1949年之後——中國政策的鬆緊擺盪、1978年後的「基督教熱潮」，以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