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笔者有幸第一次参加华福大会，这一届与上届相隔十年，是第一场疫情后的聚集，也是一场纪念华福运动五十周年的聚集。
若从说文解字的角度而言，“华福”的每一个关键词都可圈可点，五十年来的处境虽有极大变迁，但仍不失相关性（relevance）：
- “世界”：华人教会确已遍布全球，包括天涯海角，这次华福大会，也是一次“散而聚”的大会
- “华人”：过去相对固定的身份认同已经扩展为更为流动的“华侨”、“华裔”，以及不同“斜杠身份”（slashie）或“短杠身份”（hyphenated identity）的多元组合
- “福音”：这可能是全称中最具争议的一个关键词，正如某位讲员所言，教会不当视福音为“囊中之物”1，除了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的信仰立场不变以外，大家都当重新回应“何为福音”的大哉问
- “运动”：华福虽然有常务“中心”和定期“大会”，但面对流动世代的诸多不确定性，所推动的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运动”，包括传统的教会形式，也包括各种外展的触角
在华福的语境中谈及历史，通常只回顾到华福的起源（即1976年在香港举行的首届华福大会），有时也会兼顾大会所在地的教会历史（譬如此次古晋大会便追溯了砂拉越的福音往事）。若我们以世纪为单位，回顾一百年前的华人教会，便会看到一幅很不一样的参照系。
2026年往前推一个世纪，是1926年，中国本土教会界面临两大挑战，一为外患、一为内忧：
- 肇始于1922年的“非基运动”几经起伏仍绵延不绝，到了1926年，更因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的反教举措，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收回教育权”的决定，而愈演愈烈。“反基督教运动大同盟”也在这一年年底由国共两党改组为“反文化侵略大同盟”，教产受破坏，传道人遭攻击，教会学校或被迫停办，或移交给当地领袖管理。外籍传教士大量撤离，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本土教会的“本色化”与自立运动。
- 无独有偶，非基运动爆发的同一年（1922），中国教会召开了基督教全国大会， 并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因为自由派人士在神学立场和政策制定上影响力日增，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和宣道会等传统差会在1926年正式退出协进会，勉励会在翌年亦退出。2 此乃自马礼逊入华以来“新教共识”（Protestant consensus）之破裂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非基运动”之外患和“新教共识破裂”之内忧所形成的交织与互动，造成了新一轮的恶性循环：自由派陷入理性主义，保守派陷入反智主义。“收回教育权”运动将教会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信仰因素边缘化，导致保守派差会和教会将基督教教育以及相关的文化使命拱手相让，福音被化约为“个人灵魂的重生得救”，教会活动日益内敛。而表面上赢得地盘的自由派，也因使命的迁移（mission drift）和稀释，越来越失去福音的盐味和光照，最终降伏于世俗政府，与世界和光同尘。
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分道扬镳，仅是整个新教分裂史中的一环。历史中的教会，内忧外患始终不断，而内忧的杀伤力往往大于外患：内部分裂或腐化导致自杀性的后果，自然消亡；而外患的挑战则取决于教会的回应，一个合一健康的教会可以应对大部分外患。有学者指出，同样面对非基督徒知识界对基督教信仰的诘难，初期教会认真迎战，迎来了教父时代，发展出护教学；而中国教会则因门户之见未能处理好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而未能开创中国的教父时代。3 非基运动五年期间，正面与非基人士对话的，以自由派人士为主体，保守派中能够打持久战的只有一位张亦镜。4 华人教会界所熟悉的王明道、宋尚节和倪柝声，似乎都觉得与不信主的人辩论，胜之不武。
再回到2026年，我们会发现历史惊人地重复，或曰，1926年的问题拖延了一个世纪仍未被通透地回应，而百年来的沧海桑田涌现的新问题，叠加在旧问题上，形成更加复杂棘手的宣教生态。教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如同个人生命一样，创伤性的记忆不会消失，即便被压抑，仍然在潜意识中继续发酵，影响我们的言行和决策。华人教会偏向保守与传统，在后现代主义的当下，很多人仍抱持着一个世纪前形成的基要主义的态度：“与其淌世界的浑水，不如传纯正的福音”，回避与世界对话，甚至一味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时候教会对外部世界的批判，或许也是一种转移内部矛盾或不足的逃避性策略。其实，外患中有“危”也有“机”。这次华福的主题强调“聆听“ 、以及银色大耳朵的icon（图标）的不断闪现，提醒我们继续恭听神的话，也聆听世代的声音，且是“快快地听，慢慢的说”。这只“银耳”以大大小小的点点组成，象征大大小小的教会，一起聆听，彼此聆听。
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壁垒分明，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无论是洛桑，还是华福，都在不断推广国度福音（kingdom gospel）、整全使命（holistic mission），重提职场宣教（workplace ministry）和营商宣教（Business as mission），文艺、救援、公义、怜悯、平权等议题重新成为热议。从某种层面而言，是回归到英国福音派个人灵命与社会关怀的有机结合，甚至是中世纪“以信仰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同时，本次华福大会也比过往更多地谈到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不再锁定标准答案，或墨守成规，而是更期待圣灵带领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仅仅“勉强人进教会”，而是更鼓励信徒“道成肉身”地走进人群；领袖或讲员不再以属灵权威的面貌出现，而是坦陈软弱、盲点与局限。有一位讲员5，甚至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带领与会者认识到：教会若与世界“失联”，乃是一种“属灵失智症”，因而无法成为福音的管道。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是一战（1914-1918）在全球的“属灵后遗症”之一，二战（1939-1945）更是激发了全球的去殖民化进程（decolonization），导致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西方教会进入后基督教王国时代（post-Christendom era）或后宗派时代（post-denominationalism）。作为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一部分的普世华人教会，在布道植堂、神学教育、门徒训练、资源统筹等各方面，与一百年前相比，已有长足进步。华人来自东南亚的主体世界，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进入其他主体世界，然而，不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主体世界，华人教会都似乎如入无人之境，惯性地移植既有的教会传统，极少与当地社会、甚或教会，产生有机的联接。本次华福大会探讨了和全球教会一起面对的时代挑战（如：科技动态、信仰传承、人口迁移），并在闭幕式上作了颇具巧思的安排：一方面邀请了华理克牧师代表西方教会致辞，另一方面，也邀请了王钦慈牧师，以独特的双栖身份，把拉美教会的宣教运动COMIBAM（拉美版“华福”）引介给全球华人教会。甚盼这是华福在未来可以积极扮演的一个桥梁角色，把华人教会带进主体世界，把主体世界带进华人教会。
“普世合一”虽然不在“华福”的名称中，却始终是一个异象或目标。闭幕式上华理克牧师有关“合一”的循循教导，也深触我心。道理大家都懂，实操谈何容易。华人易抱团，但未必能团结，加上新教分裂的基因，短短两百年的教会发展已经山头林立。这位美国牧师并非不知西方教会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不合一，但他以“外人”的身份来劝勉华人教会，带一点距离感，好像又更能让人接受。离开古晋的飞机上，与一位海外牧者同排，我们谈到了各自身处的教会所面对的、或曾经历过的不合一、甚至结构性的分裂，都有同感：一方面“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们是否可以做的更好？”另一方面，“事已至此，我们当如何修复关系？”在既有的团契上保持和睦（keep peace）尚且不易，关系破裂后再缔和平（make peace）更加复杂；但若我们这一代不尽自己的本分，势必把难题留给下一代去处理。
回到长居地，在闭幕日一個月后，在与其他与会者就此次华福大会的一次交流座谈会上，笔者忽然发现自己的多重「桥梁身分」：就年龄而言，笔者身为三明治世代（sandwich generation），在教会生活和服事中，可谓“上有老、下有小”，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深感「传统的长辈带晚辈」和「反向师徒制」（reverse mentoring）并行的必要性。就民族性而言，身为海外华人却在一个以英语为公共语言的多元文化教会聚会，既欣賞不同民族受造之美、也经历文化冲击的磨合。就性別而言，笔者常常以唯一或少数派的身分參与弟兄为压倒性多数的会议，不断反思女性在教会生活中的位份。就服事场域而言，笔者既在社区型教会聚会，也在神学院做老师，常常跨越象牙塔上和福音现场之间的落差。就职分而言，笔者既是宗派教会的长执，又是跨宗派机构的代表，同时面对教会和差会两种体系的需求。就术业专攻而言，笔者神游历史的同时，也必须活在当下，少不得生出抚今追昔的感叹。如果說「三明治人物」受夾心气，「桥梁人物」要承压，「斜杆人物」两头不是人，难怪笔者常是会议中唯一弃权、唯一投反对票，或者发表「奇谈怪论」者。或許，從笔者一人所承载的多重身分认同，正显示了今天华人基督徒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普世华人教会，若在“与神共创”的同时，营造“彼此学习”（co-learning）与“协同领导”（co-leading）的教会文化，当会产出何等奇妙的交响乐？！
回顾百年，在2026年，我们是否可以培养一些新的问题意识：在后基督教王国时代或后宗派时代，华人教会能否以公共空间的语言（如：英语）重建“新教共识”？在“文化殖民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21世纪版的非基运动）控诉成为主流叙事的时代，华人教会如何打造新的身份认同？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兴起的时代，华人教会如何收复文化使命的失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或许我们未能贤于我们的列祖，无法完全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学习以国度的眼光看世界，接纳神造物的多元性，区分可变的形式与不变的真谛。这次华福大会，让众多的与会者远远看见，基督教会曾经拥有的“燕云十六州”仍然等候救赎，人的灵魂体、道德与美感、都当降服在造物主的治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26年的华福大会，纵然无法提供所有的答案，却是一个能够震醒教会的起点。
- 淡江教会庄育铭牧师。
- 而更加保守的差会（路德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南长老会江北教区）则从一开始便未加入（详参：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1920-1937）》，宣道出版社2008年版，第六章：基要派与教会合一运动，页177-225.）
- 详参：葛拥华：“非基运动为何未能带来中国的教父时代？”，《华人教会神学研究》No 1，2022，页1-10.
- 详参：王弟兄，“在非基督教运动一百周年之际纪念张亦镜老前辈（1871-1931）”，https://shifengyesu.org/2026/07/31/feiji100zhounianjinianzhangyijing/ ，2022年8月12号刊，2026年8月10日浏览。
- 黄志靖长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