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Ambassadors of Christ to the Nations: A Groundbreaking Survey》（暂译：去到万国的中国基督使者》）。Tabor Laughlin着。俄勒冈州尤金市：Pickwick Publications-Wipf and Stock，2020年。平装本，168页。ISBN-10: 1725257963；ISBN-13: 978-1725257962。可于Wipf and Stock及亚马逊购买。
我有一位同事，总是请我们把需要她转交或寄出的东西放在她办公桌最前方，让她一眼就能看到，她才会记得要处理。她的座右铭是：“看不到，就想不到。” 而我们的宣教士常常也处于 “看不到，就想不到” 的境地。我们通常只在他们的差派礼拜上见到他们，然后是在他们回国述职的时候。这两者之间，有一段漫长的空白期。而这段空白，正是 “成员关顾”（member care，或称 “宣教士关顾” ）可以填补的地方。今天有许多华人宣教士被差往世界各地，他们所得到的成员关顾仍相对薄弱。如今，在他们后方的领袖确实关心这个议题，也愿意向那些较有经验的差传机构学习。
关于本书
《去到万国的中国基督使者》的作者Tabor Laughlin在三一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获得跨文化研究博士学位。Laughlin将他的博士论文整理后，收录于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的专著系列。这本书的目的在于 “探讨中国宣教士的经验、影响建立跨文化关系的因素，以及中国宣教士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在宣教工场的留任率”（第1页）。全书内容包括：导论、文献回顾、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呈现、结果分析，以及结论与建议。这种结构展现的严谨学术研究，为中国本土差派宣教士的课题做出重要贡献。
Laughlin采访了25位与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有联系的宣教士。他们皆在中国境外、非华人文化中服事至少两年。研究结果除了呈现受访者的基本资料外，亦着重于跨文化关系的建立与文化适应等层面。他的研究归纳为两个核心问题（第105页）：
- 中国跨文化宣教工人在建立跨文化关系中，在哪些方面成功？又在哪些方面遭遇困难？
- 哪些行前预备与在工场上的经验，有助于中国跨文化宣教工人长期留任于跨文化服事之中？
这些都是与宣教士关顾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指出了关键议题，也有助于发掘能强化宣教士关顾过程的各种要素。
在研究结果中，Laughlin指出，虽然中国宣教士的需求与其他差传国家的宣教士相似，但与韩国宣教运动最为接近。两者都来自东亚，且拥有强调 “孝道” 的单一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中国属于封闭且威权体制的国家，宗教自由受到限制。在跨文化处境中，来自中国的宣教士能留在工场上，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建立跨文化关系；在寄居文化中，也能逐渐发展自我揭露与彼此信任的关系。此外，虽然行前培训有助于宣教士踏上工场，但他们也盼望能接受更多技术性或商业方面的训练，以维持其财务上的永续性。
可靠，但未标示时序
我十分佩服Laughlin能访谈25位在中国境外服事的宣教士。这显示了他与第一线实践者之间的连结与信任——毕竟信任本身就是个难题。他在宣教差传方面的经验也是一项优势，使他能设计出相当周全的访谈架构。然而，在阅读此书时，我也对研究的时间点感到些许困惑。书中并未明确标示研究持续的时间。从参考书目来看，他引用的最新ㄧ笔文献为2017年Ian Johnson所著的《The Souls of China》（第155页）。因此可以合理推测，这份研究是在全球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COVID-19）前完成的。由于中国教会对社会变迁极为敏感，研究的时间轴对读者调整阅读时的理解与期待至关重要。
东亚文化中的 “孝道”
这份研究引人注目的发现之ㄧ，是关于孝道对中国宣教士的影响。华人宣教运动可以借鉴韩国宣教运动处理此问题的经验。Laughlin正确地认识到，由于华人文化以及中国的 “一胎化政策” 的影响（第109页），关于 “孝道”的问题格外关键：成年子女有义务照管年迈的父母。因此，对中国夫妻来说，最极端的情况是两个成年人需要照顾四个长辈和一个孩子。若夫妻收入有限，无法维持整个家庭的经济需要，压力更是沉重。对于想要从事宣教工作的家庭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忧虑，因为忽视对父母的照顾会受到严厉的负面评价。而较为乐观的情况是，由于中国人生活在家族社群中，亲戚与表兄弟姊妹通常会互相照应；此外，如果宣教士来自基督徒家庭，照顾年迈父母的压力会比较小，家中的同辈也会理解宣教士所承担的使命。
跨文化关系与个人经验
从宣教士关顾的角度来看，Laughlin提到：“中国宣教士流失的常见原因之ㄧ，是无法适应跨文化环境，并与当地文化中的人建立关系”（第1页）。在文献回顾部分，他也从 “建立有效的跨文化人际关系” 与 “宣教士流失” 谈起（第15页）。问题是，究竟能用什么标准来充分证明这个论点的有效性？跨文化适应程度及关系的建立本身难以精确界定；它们涵盖范围广泛，不容易被具体量化。此外，文化适应与关系的建立需要时间，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会因多重因素而有所不同，而Laughlin确实涵盖其中大部分面向。不过，性格特质与个人生命经验同样扮演重要角色。一个人的性格与过往经历，会直接影响其面对压力与挫折的能力。虽然这份研究可以识别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却无法完全呈现每一位宣教士内在经历的挣扎。例如，Laughlin列出七项以上有助于建立亲密关系的元素（第80-82页），但并未以具体数据支持每项因素。因此，他仍需透过分析及其他机制来检验这些因素的有效性。或许，行前训练、工场上的支援（以及返国后的回顾与检讨），更能在实务层面支持跨文化宣教工人。
社会背景
对华人宣教士而言，跨文化服事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语言与人际关系的适应，也与其所成长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由于中国属于高度威权体制的国家，对宗教活动设有严格限制，中国基督徒与拥有一定程度宗教自由的其他国家在信仰实践上的经历明显不同。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与生命经验，无可避免地与国家权力结构交织在一起。多数（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中国基督徒能感受到政府对教会活动的监管。毕竟，中国是个无法使用Google及Facebook的国家！这影响了中国人与其他文化背景人士互动的方式。若来自单一文化社会（如韩国和日本）的宣教士，已需要克服诸多文化隔阂，那么中国宣教士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跨越相同的障碍。Laughlin对此观察非常清晰且精准。
相似却不同的培训
因此，对中国宣教士的行前培训和工场支持，必须不同于其他背景的宣教士。Laughlin提到的行前的职业技能训练十分有帮助；但或许出发前的文化培训更为迫切。目前已有不少中国宣教士的行前跨文化训练在海外进行；这不仅能避开国内对宗教活动的安全限制，也同时提供实际的跨文化体验机会。由于中国宣教士所需涵盖的议题较多，他们的行前训练时间或许需要更长。不过，他们在学习上的一个特点是积极主动——他们渴望尽快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
此外，中国基督徒的强烈特色之ㄧ，是甘心牺牲与忍受苦难。他们愿意接受更严格、更艰苦的训练，以便在神的国度中更有效地服事。为了让他们的培训有效率，应与海外华人基督徒建立伙伴关系。海外华人基督徒了解中国大陆宣教士的文化背景，并有跨文化生活的经验。他们的合作可以减少培训中的阻碍。
宣教导师？
在宣教工场上的支援方面，一个逐渐受到重视的议题是 “宣教导师” 制度：由较有经验的宣教士在工场上陪伴与指导新进宣教士。要指导中国宣教士，导师不仅要了解工场文化，还需要理解中国宣教士的文化。导师需要站在文化差异之间，帮助排除不必要的障碍，使华人宣教士能更顺利地在跨文化处境中生活与服事。
结论
总结而言，Laughlin在访谈中国宣教士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敏锐地指出一些与中国宣教士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多数华人（不限于中国境内）仍普遍重视孝道的文化价值。若能更多运用中国教会的历史背景，或许能更多地理解形塑华人宣教士的多重影响因素。既然Laughlin已意识到这些影响的复杂性，他或许也可以更大胆地提出一些创新的方式，来陪伴与支持华人宣教士。尽管如此，这本书对于理解华人新兴的宣教士关顾运动而言，仍是极佳的起点。
此外，读者也应考虑透过中文原著文献来认识这场运动。随着台湾、香港与马来西亚等地华人宣教学博士课程的兴起，来自中国的宣教领袖正透过研究与写作发出他们的声音。
编者注：本书所根据之论文的中文版本，可在 ChinaSource网站的ResearchShare专区查阅。
感谢Wipf and Stock提供China’s Ambassadors of Christ to the Nations: A Groundbreaking Survey一书以供本次书评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