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Ambassadors of Christ to the Nations: A Groundbreaking Survey》（暫譯：去到萬國的中國基督使者》）。Tabor Laughlin著。俄勒岡州尤金市：Pickwick Publications-Wipf and Stock，2020年。平裝本，168頁。ISBN-10: 1725257963；ISBN-13: 978-1725257962。可於Wipf and Stock及亞馬遜購買。
我有一位同事，總是請我們把需要她轉交或寄出的東西放在她辦公桌最前方，讓她一眼就能看到，她才會記得要處理。她的座右銘是：「看不到，就想不到。」而我們的宣教士常常也處於「看不到，就想不到」的境地。我們通常只在他們的差派禮拜上見到他們，然後是在他們回國述職的時候。這兩者之間，有一段漫長的空白期。而這段空白，正是「成員關顧」（member care，或稱「宣教士關顧」）可以填補的地方。今天有許多華人宣教士被差往世界各地，他們所得到的成員關顧仍相對薄弱。如今，在他們後方的領袖確實關心這個議題，也願意向那些較有經驗的差傳機構學習。
關於本書
《去到萬國的中國基督使者》的作者Tabor Laughlin在三一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獲得跨文化研究博士學位。Laughlin將他的博士論文整理後，收錄於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的專著系列。這本書的目的在於「探討中國宣教士的經驗、影響建立跨文化關係的因素，以及中國宣教士的經驗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們在宣教工場的留任率」（第1頁）。全書內容包括：導論、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呈現、結果分析，以及結論與建議。這種結構展現的嚴謹學術研究，為中國本土差派宣教士的課題做出重要貢獻。
Laughlin採訪了25位與中國大陸家庭教會有聯繫的宣教士。他們皆在中國境外、非華人文化中服事至少兩年。研究結果除了呈現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外，亦著重於跨文化關係的建立與文化適應等層面。他的研究歸納為兩個核心問題（第105頁）：
- 中國跨文化宣教工人在建立跨文化關係中，在哪些方面成功？又在哪些方面遭遇困難？
- 哪些行前預備與在工場上的經驗，有助於中國跨文化宣教工人長期留任於跨文化服事之中？
這些都是與宣教士關顧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這兩個問題不僅指出了關鍵議題，也有助於發掘能強化宣教士關顧過程的各種要素。
在研究結果中，Laughlin指出，雖然中國宣教士的需求與其他差傳國家的宣教士相似，但與韓國宣教運動最為接近。兩者都來自東亞，且擁有強調「孝道」的單一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中國屬於封閉且威權體制的國家，宗教自由受到限制。在跨文化處境中，來自中國的宣教士能留在工場上，一邊學習語言，一邊建立跨文化關係；在寄居文化中，也能逐漸發展自我揭露與彼此信任的關係。此外，雖然行前培訓有助於宣教士踏上工場，但他們也盼望能接受更多技術性或商業方面的訓練，以維持其財務上的永續性。
可靠，但未標示時序
我十分佩服Laughlin能訪談25位在中國境外服事的宣教士。這顯示了他與第一線實踐者之間的連結與信任——畢竟信任本身就是個難題。他在宣教差傳方面的經驗也是一項優勢，使他能設計出相當周全的訪談架構。然而，在閱讀此書時，我也對研究的時間點感到些許困惑。書中並未明確標示研究持續的時間。從參考書目來看，他引用的最新ㄧ筆文獻為2017年Ian Johnson所著的《The Souls of China》（第155頁）。因此可以合理推測，這份研究是在全球進入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COVID-19）前完成的。由於中國教會對社會變遷極為敏感，研究的時間軸對讀者調整閱讀時的理解與期待至關重要。
東亞文化中的「孝道」
這份研究引人注目的發現之ㄧ，是關於孝道對中國宣教士的影響。華人宣教運動可以借鑒韓國宣教運動處理此問題的經驗。Laughlin正確地認識到，由於華人文化以及中國的「一胎化政策」的影響（第109頁），關於「孝道」的問題格外關鍵：成年子女有義務照管年邁的父母。因此，對中國夫妻來說，最極端的情況是兩個成年人需要照顧四個長輩和一個孩子。若夫妻收入有限，無法維持整個家庭的經濟需要，壓力更是沉重。對於想要從事宣教工作的家庭來說，這是個巨大的憂慮，因為忽視對父母的照顧會受到嚴厲的負面評價。而較為樂觀的情況是，由於中國人生活在家族社群中，親戚與表兄弟姊妹通常會互相照應；此外，如果宣教士來自基督徒家庭，照顧年邁父母的壓力會比較小，家中的同輩也會理解宣教士所承擔的使命。
跨文化關係與個人經驗
從宣教士關顧的角度來看，Laughlin提到：「中國宣教士流失的常見原因之ㄧ，是無法適應跨文化環境，並與當地文化中的人建立關係」（第1頁）。在文獻回顧部分，他也從「建立有效的跨文化人際關係」與「宣教士流失」談起（第15頁）。問題是，究竟能用什麼標準來充分證明這個論點的有效性？跨文化適應程度及關係的建立本身難以精確界定；它們涵蓋範圍廣泛，不容易被具體量化。此外，文化適應與關係的建立需要時間，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
這個過程會因多重因素而有所不同，而Laughlin確實涵蓋其中大部分面向。不過，性格特質與個人生命經驗同樣扮演重要角色。一個人的性格與過往經歷，會直接影響其面對壓力與挫折的能力。雖然這份研究可以識別問題及其影響因素，卻無法完全呈現每一位宣教士內在經歷的掙扎。例如，Laughlin列出七項以上有助於建立親密關係的元素（第80-82頁），但並未以具體數據支持每項因素。因此，他仍需透過分析及其他機制來檢驗這些因素的有效性。或許，行前訓練、工場上的支援（以及返國後的回顧與檢討），更能在實務層面支持跨文化宣教工人。
社會背景
對華人宣教士而言，跨文化服事所面對的挑戰，不僅是語言與人際關係的適應，也與其所成長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由於中國屬於高度威權體制的國家，對宗教活動設有嚴格限制，中國基督徒與擁有一定程度宗教自由的其他國家在信仰實踐上的經歷明顯不同。一個人的成長背景與生命經驗，無可避免地與國家權力結構交織在一起。多數（甚至可以說幾乎所有）中國基督徒能感受到政府對教會活動的監管。畢竟，中國是個無法使用Google及Facebook的國家！這影響了中國人與其他文化背景人士互動的方式。若來自單一文化社會（如韓國和日本）的宣教士，已需要克服諸多文化隔閡，那麼中國宣教士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跨越相同的障礙。Laughlin對此觀察非常清晰且精準。
相似卻不同的培訓
因此，對中國宣教士的行前培訓和工場支持，必須不同於其他背景的宣教士。Laughlin提到的行前的職業技能訓練十分有幫助；但或許出發前的文化培訓更為迫切。目前已有不少中國宣教士的行前跨文化訓練在海外進行；這不僅能避開國內對宗教活動的安全限制，也同時提供實際的跨文化體驗機會。由於中國宣教士所需涵蓋的議題較多，他們的行前訓練時間或許需要更長。不過，他們在學習上的一個特點是積極主動——他們渴望盡快將所學知識付諸實踐。
此外，中國基督徒的強烈特色之ㄧ，是甘心犧牲與忍受苦難。他們願意接受更嚴格、更艱苦的訓練，以便在神的國度中更有效地服事。為了讓他們的培訓有效率，應與海外華人基督徒建立夥伴關係。海外華人基督徒了解中國大陸宣教士的文化背景，並有跨文化生活的經驗。他們的合作可以減少培訓中的阻礙。
宣教導師？
在宣教工場上的支援方面，一個逐漸受到重視的議題是「宣教導師」制度：由較有經驗的宣教士在工場上陪伴與指導新進宣教士。要指導中國宣教士，導師不僅要了解工場文化，還需要理解中國宣教士的文化。導師需要站在文化差異之間，幫助排除不必要的障礙，使華人宣教士能更順利地在跨文化處境中生活與服事。
結論
總結而言，Laughlin在訪談中國宣教士方面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他敏銳地指出一些與中國宣教士密切相關的問題，例如多數華人（不限於中國境內）仍普遍重視孝道的文化價值。若能更多運用中國教會的歷史背景，或許能更多地理解形塑華人宣教士的多重影響因素。既然Laughlin已意識到這些影響的複雜性，他或許也可以更大膽地提出一些創新的方式，來陪伴與支持華人宣教士。儘管如此，這本書對於理解華人新興的宣教士關顧運動而言，仍是極佳的起點。
此外，讀者也應考慮透過中文原著文獻來認識這場運動。隨著台灣、香港與馬來西亞等地華人宣教學博士課程的興起，來自中國的宣教領袖正透過研究與寫作發出他們的聲音。
編者註：本書所根據之論文的中文版本，可在 ChinaSource網站的ResearchShare專區查閱。
感謝Wipf and Stock提供China’s Ambassadors of Christ to the Nations: A Groundbreaking Survey一書以供本次書評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