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今正处于差派跨文化宣教士的初期阶段。在我博士论文中针对中国宣教士对 “成员关顾”（member care）的看法所做的研究里，发现对中国基督徒而言，这是个相当新的概念，多数宣教士与宣教机构甚至不知道目前已有相关的线上资源。有些机构和教会尝试提供成员关顾服务；然而，受限于经费因素以及有经验的成员关顾工作者人数不足，他们实际上能做的非常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华源协作》邀请我撰写一篇关于中国宣教士婚姻议题的文章时，尽管我知道这个主题极具挑战性，仍欣然接受。重新检视我的访谈笔记，并回顾相关文献后，我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婚姻满意度与宣教工作的果效、宣教士服事的持久度之间有高度相关性。¹在这一点上，中国宣教士的婚姻与其他国家的宣教士并无不同。正如Brierley所指出的，婚姻与家庭问题是导致宣教士离开工场的第三大因素。² 近年来，学界愈来愈关注从家庭角度来预测宣教士的生命状态与服事果效。³ 根据我的研究发现，子女教育与婚姻满意度都名列宣教士过早离开工场的前五大因素之中。
其次，在婚姻成功或失败的层面上，宣教士、基督徒以及非信徒之间其实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这一点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一般认为，宣教士的婚姻承受高频率且高强度的压力，例如：面对各种不同环境、跨文化与逆文化的适应、远离原有的支持系统、宣教机构的要求，以及在家庭生活与宣教事奉之间取得平衡等。这些处境可能引发或触发如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忧郁症与焦虑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然而，这些压力源并不必然导致负面的结果。 Rosik与Pandzic指出：“宣教经验似乎并未对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造成差异性的影响。”⁴ 相反地，我所访谈的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尽管他们经常面对极大的压力，但能一起参与宣教事工反而使他们经历到更高的婚姻满意度；这一发现也与Jones与Jones的研究结果一致。⁵ 中国宣教士与其他国家宣教士在婚姻挑战的 “内容” 上并没有太大差异，仅在 “重要性排序” 上却明显不同；例如，子女教育对所有宣教士而言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对他们在宣教工场上的服事年限与生活品质都有显著影响。
接着，宣教士的教育背景与他们所能运用的外在资源，以及可前往服事的地点，有着高度相关性。相对而言，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妻在工场安排上有更多选择，也在子女教育选项与募款方面更为容易。受过大学教育的宣教士，通常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期待；例如，他们希望为子女提供更好教育机会的期望，明显高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宣教士。此外，他们也渴望更多参与决策，期望在异象与规范的制定上拥有较多发声空间，而不只是单纯服从及照指示行事。若他们的声音未被尊重，将会削弱他们对团队委身与合作的动力。因此，对这类宣教士而言，领导风格与决策程序需要更具弹性。
教育程度较低的宣教士，则往往更关注日常生活与经济方面的需要。他们相对能忍受艰苦，更为独立、谦卑、乐观，也较容易对生活感到知足；这些内在资源能抵销环境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他们在压力下展现出更高的韧性，并且较不容易倦怠。
此外，尽管来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夫妻所面对的环境与内在挑战大致相似，中国宣教士夫妻在语言学习、财务支持，以及属灵与心理支持等方面的资源，普遍少于西方宣教士。中国宣教士较少有机会加入具规模与声誉的国际宣教机构，因此，从招募、装备到子女教育，中国宣教家庭往往是在 “高期待、低支持” 的处境中生活。这些高度期待主要来自差派他们的教会与宣教组织，这些单位常期望宣教士前往危险而贫困的地区服事，但有时所提出的事工需求，却与宣教士实际接受的装备并不相符。我也注意到，有些宣教领袖在宣教大会中对目标做出过度的承诺，之后却期待前线的宣教士完成他们所承诺的一切。
最后，宣教士的配偶在决定自己服事角色上拥有越多自由，其婚姻冲突就越少，幸福感也越高。这是我所访谈的夫妻中最明显的发现之一。正如Crawford与DeVries所指出的，当宣教士配偶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时，他们也更愿意延长并持续投入其服事。⁶
为何跨文化宣教士的婚姻能够成功？
共享的爱之地图。依据Gottman的说法，“爱之地图” 是大脑中储存所有与伴侣相关重要资讯的部分，包括他们的盼望、梦想等等。⁷ 情感丰富的夫妻，对彼此所处的世界都非常熟悉。我所访谈与关顾过的宣教士夫妻普遍具备这项特质；即使他们身处极为艰难的环境、外在资源相当有限，只要他们愿意彼此理解并尊重对方的需要、呼求与期待，往往就能承受并因应这些压力。
举例来说，有一位宣教士的妻子，因丈夫必须专注于宣教事工，她不得不在工厂里辛勤工作，同时还要照顾两名年幼的孩子；然而她告诉我，她感到能支持丈夫是一种特权。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位初信者，尚不足以直接参与上帝的事工，但她尊重丈夫的呼召，愿意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使丈夫可以专心回应呼召，而不必为家庭需要分心。同时，丈夫也十分珍惜妻子的付出；每当有机会学习婚姻与家庭相关的课程（这对他们而言其实相当难得），他都会暂时放下其他工作，邀请妻子一同学习。他经常表达对妻子努力的感谢，而不是视为理所当然。这类夫妻通常在进入宣教工场前，便已清楚了解彼此的角色与分工，这也使他们能以更多的尊重来对待对方。
彼此靠近，而非彼此疏离。在访谈夫妻时，我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们不是宣教士，你们的生活与婚姻会有什么不同？” 夫妻们最常给出的回答是：成为宣教士反而使他们的婚姻更加坚固。他们认为，若留在原本的生活环境中，未必能接受这么多关于婚姻的装备与对潜在危机的提醒，也不一定会如此刻意地经营婚姻关系。相较之下，身为宣教士，他们会有意识地培养沟通与冲突处理的能力，选择一同成长、共同面对挑战。
他们强调，身为宣教士，他们 “被要求得更多，也被给予得更多”。他们拥有更多彼此问责的同伴，对属灵争战有更高的警觉，也在关系中设立了清楚的保护界线，并且有机会建立祷告同伴。因此，特别是在团队中服事时，他们较少有机会彼此疏离或退缩；和一般夫妻相比，他们有更多机会转向彼此、建立连结。
Gottman指出，这种 “转向彼此” 正是情感连结、滋润爱情、热情以及良好性生活的基础。⁸ 透过这样的互动，夫妻能够建立一个 “情感银行帐户”，并累积足够的关系资本，使他们在面对各种困难时（如子女教育、艰困环境、经济压力等），仍能彼此配搭、互相扶持。
让配偶影响自己。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必须愿意接纳彼此带来的影响、并分享权力。我所访谈的多数夫妻在权力上是相对平等的，也允许彼此自由地表达想法；然而，我也遗憾地注意到，有一位妻子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声音，她的恩赐被压抑、被忽视。她在心理、情绪与身体层面的状况，都令我感到忧心。更令人难过的是，不仅丈夫认为妻子为家庭与他事工所作的牺牲是 “属灵的”（意即在上帝眼中是好的），连妻子自己也如此相信。根据John Gottman的研究，当一位丈夫不愿与配偶分享权力时，他的婚姻有高达81%的机率会走向崩解。⁹
创造共同意义的能力。依据Gottman的观点，婚姻不只是养育孩子、分担家务或维持性生活而已；婚姻还可以有属灵层面，关乎夫妻一同建构内在生命——建造一种充满象征与仪式的文化，并且珍惜那些将彼此连结在一起的角色与目标，并借此理解 “成为一家人” 的意义。¹⁰ 当我询问这些夫妻，对有志从事跨文化宣教的伴侣有何建议时，他们的回答总是从 “共享同一个呼召” 开始，或至少是对这个呼召有深刻而坚定的认同。他们解释说，无论是否身为宣教士，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夫妻总会为不同的事情争执；然而，正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呼召，他们能在生活中创造共享的意义，并愿意一同面对挑战、一起与教会及机构建立关系。这份共享的意义使他们不只是配偶，更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与一辈子的人生伙伴。
对生活与子女教育的共同期待。夫妻对生活样貌以及子女教育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过每日的生活。对艰苦环境有较高承受度的夫妻，在子女教育上拥有更弹性的选择，他们对生活的期待也较能与自身资源相符，因此整体婚姻压力较小。他们更容易感到知足，也更倾向专注于新的经验，而非沉溺于痛苦与失落之中，婚姻张力自然较低。他们甚至能将危机转化为美好的回忆。
例如，有一对夫妻在抵达宣教工场的第一个晚上，房间里涌入了大量白蚁，他们一度以为遭遇恐怖攻击。因为当时已是深夜，外头一片漆黑，只听见白蚁发出的声响，听起来竟有些像军用无人机。然而，隔天当地人告诉他们，那些声音其实来自白蚁，而且白蚁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于是他们把地上的白蚁整理起来，烹煮后 同享用。
为中国宣教士提供支持
1.首先，在筛选过程中，选择那些已经彼此磨合并找到平衡的夫妻。这些夫妻彼此尊重，有共同的异象，并对婚姻与宣教中的角色分工有清楚认知。其次，要考虑生活能力与期待。所谓 “生活能力”，指的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所需的生存技能；例如在山区，需要学会登山技巧并保持方向感。宣教士也需要懂得如何在异文化中自我生存与照顾自己，而不依赖外部协助，例如处理行政工作、使用当地食材烹饪等。
家庭评估应包括人格特质、精神病理状况、品格、家庭模式、韧性/复原力、属灵生命、文化适应力、家庭凝聚力/连结性、沟通能力与人际关系。¹¹ 选择那些愿意学习、对新经验持开放态度，且对变化有弹性的夫妻。
2. 从招募流程一开始，就应装备夫妻预备将来重返母文化。根据宣教周期及个人需要，提供及时且适切的培训与支持。每周定期关怀与联系，有助于他们整理内在挣扎，避免问题累积。“社会支持” 的可得性，是预测跨文化工作者能否成功适应的重要指标。其他研究也支持，来自组织的支持，尤其是培训与行前准备，对跨文化工作者在工场上的心理健康与事奉果效至关重要。¹²
3. 成员关顾服务应特别针对第一任期的宣教士，尤其是正要进入为人父母或扶养年幼子女阶段的夫妻。¹³ 教会可以在多个层面提供关怀，包括道德支持、经济支持、代祷、沟通联系，以及返国适应的协助。此外，照顾宣教士在原居地的家人，也能帮助宣教士减轻后顾之忧，使他们能更专心投入宣教事工。
宣教机构必须培养一种 “珍惜并装备宣教士” 的文化，而不是 “消耗宣教士”。与其让宣教士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下面对未知而陷入恐慌，并仅仅告诉他们：“相信上帝与圣灵的带领”，不如真正重视他们整全的成长。机构可以透过提供神学、跨文化、语言、人际互动等多方面的训练，来实际展现对宣教士的重视。
4. 在今日快速变化的中国，资源与新的学习方式既丰富且具弹性，尤其在教育领域尤为明显。若能充分理解并善用这些创新变化，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子女教育机会不足的问题。协助宣教士处理子女教育问题，也能有效减轻宣教士夫妻的压力。
结论
宣教士的身心健康，本身就是宣教使命的一部分。既然教会是透过宣教士来完成宣教事工，那么对宣教士的关顾应与对宣教事工的重视同等重要。宣教士的福祉将直接影响宣教的品质。成员关顾不应被视为教会的负担；相反地，它为教会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使教会能跨越空间的距离，与宣教家庭建立更深的连结。
谦卑地等待与学习——宣教不能急于求成。跨文化服事不同于本地布道，其成本、人力需求及困难程度远高于本地布道。宣教并非在服事中才能学会的工作。我鼓励教会领袖抱持谦卑的态度——愿意观察、学习，并对跨文化宣教所需的高门槛保持敏锐与预备；这不仅关乎宣教士本身，也关乎教会与宣教机构。如此行，正是顺服上帝心意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