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触到投身跨文化宣教的华人基督徒，是在香港。那时我在神学院任教，偶尔会有毕业生从宣教禾场回来，在学校教堂的崇拜中分享。那些演说总是令我着迷——我正听着一位来自 “我所服事的文化” 的人，讲述着与我当年进入他们文化时如出一辙的经历。有一次，一位讲员感叹学习泰文有多困难，大喊着：“那可是有声调的语言啊！” 时，我差点笑出声来。要知道，这句话出自一位母语是有着七个声调（有些人甚至说有九个）的粤语（我吃尽苦头学习的语言）人士。我完全能体会他的挫折感。
然而，他们遇到的其他挑战，就不见得那么引起我的共鸣了。我有一位在阿富汗穆斯林群体中服事的香港同事，为了尊重当地文化，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以猪肉为主的饮食习惯。虽然我爱吃猪肉，但那并非我的主食。此外，教育通常是华人宣教士家庭的一大难题，但对我的孩子来说却不是问题。香港的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完全有能力进入香港或海外的大学。更幸运的是，我们孩子就读的公立学校是由香港浸信会联会主办的，他们在那里能接受以粤语为主、不需额外收费的基督教教育。
随着我越来越深入参与香港的宣教群体，我意识到，当我的华人弟兄姊妹回应上帝呼召，投身跨文化宣教时，他们面临的挑战，与我和丈夫在1981年那个酷热潮湿的七月天抵达香港时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极大的不同。
2012年加入《华源协作》后，我参与的首批专案中，有两项与中国派出的跨文化宣教士有关。第一项是2013年春季刊的《华源期刊》，主题为 “中国本土宣教”。该期由两位华人同工担任客座编辑（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另一位来自海外）。当时，我一方面对自己全然不知中国教会正致力于向境外未得之民宣教而感到汗颜，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受差遣同工的历史背景与委身程度感到惊叹。自那之后，我们又陆续出版两期相关专题1，更新报导中国本土的宣教运动；每一次，我对这场运动的理解与认识都更加深入，但那份惊奇与敬佩却始终未减。
我参与的第二个早期专案，是公开发表一位美国跨文化宣教士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该研究是基于对中国宣教士的访谈。由于当时ResearchShare尚未成立，我们便以一种混合形式，在《华源协作》的Blog推出一系列文章，介绍该论文的内容，并连结至网站上以专文形式刊出的相关章节——题为 “来自中国的宣教：一个趋于成熟的运动”。
在这两个专案中，2 关于 “宣教士关顾” 的议题反覆出现。有些报告提到了极高的华人宣教士流失率，有些则感叹华人教会对于如何关顾宣教工人的理解及资源仍然不足。我很高兴在本期《华源期刊》里，我们将焦点放在宣教士关顾的需要上，以及我们身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能如何提供帮助。更有意义的是，本期多数作者本身就是华人。正如Jesse Carroll在他书评的结语中指出的——已有关注此议题的华人宣教领袖开始进行相关研究，以及发展相应的资源。让我们继续向华人弟兄姊妹学习，并在他们将福音带给那些尚未听闻之人的路上支持他们、与他们并肩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