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種綜合模式
由中華基督教高等研究院（IASCC）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華語基督教學術與教會——回顧與展望”學術會議，無疑是一次碩果累累的盛會。不僅因為會議選址在香港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油麻地，更因其所懷深遠願景。欲構建集學術研究、神學教育與教會前線實踐於一體的綜合模式。正如IASCC領袖們在會議期間反復強調的，這一模式旨在彌合中國語境下這三個領域之間長期存在的鴻溝。
作為年輕學者和教會長老的掙扎
我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CUHK）崇基神學院，取得了神道學碩士學位後，現正進行宗教研究博士的學習。除此外，我還被所在教會任命為長老，並兼任嶺南大學基督徒社群的督導，為我所服侍的人提供屬靈引導。同時，我也是嶺南大學基督教歷史的研究員，志在服務學術界和由年輕嶺南學子和畢業生組成的基督徒社區。肩負多重身份，既是負有教牧培訓責任的教會領袖，又是正攻讀博士學位力圖在學術領域有所造詣的新晉學者，我的掙扎是顯而易見的。
猶記當我從神學院畢業時，教會期待我成為全時間的牧者，但是在我內心深處卻想往在嶺南大學的歷史研究領域深耕。嶺南大學是清末美國宣教士建立的眾多基督教大學之一。我相信對嶺南歷史的研究，將啓發現今的讀者思考自己作為基督徒當如何行事。可學界與教會間的鴻溝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教會或會眾有時很難看見這些研究的必要性和價值。而學術界則覺得，這些為顧念平信徒需要，寫得通俗易懂且能使人受益的研究，不夠專業和學術。一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話，讓我記憶猶新。他覺得我發表的關於嶺南的中文書沒有價值，僅僅因為該書不是由學術出版機構出版的。如此二元對立的態度，儘管為當今學界廣泛接受，有時卻阻礙了彌合教會、神學院和學術界鴻溝的願景。
會議期間，我們有許多機會與來自教會和學術界的朋友交流。比如在午餐時，我遇見了一位來自美國，在當地教會被按立的牧師。他和我分享如何兼顧兩種角色，尤其研究工作可能耗時日久。我意識到徐西面教授其實也身兼數職，他既是中國一間教會的牧師，又是劍橋中華神學研究中心的聯合主任（另一位主任是大衛·弗格森教授David Ferguson）。這忙碌但滿有意義的職業樣式，讓我深受鼓舞。
嶺南的歷史案例及其牧養願景
事實上，我在專題討論會上的分享也帶著同樣的願景。我分享自己如何被嶺南基督徒社群處理嚴峻財務危機的方式激勵，如何帶著盼望，開始其歷史項目的研究，以期堅固她們的基督徒身份。我還分享了在Canton（現稱為廣州）的傳教前線，由於各種綜合因素，一種不分教派的精神是如何形成並付諸實踐的。我主張，與其把嶺南定位為一間美國長老會創辦的基督教學院，不如從當時的財務壓力、廣州西方宣教士的普世合一氛圍，以及美國長老會海外傳道會缺乏主動介入等因素來理解：嶺南基督教學院的創辦更符合無宗派且獨立的基督教學院的定位。嶺南學院由哈巴牧師（Andrew P. Happer）所建，他是清末美國長老會的宣教士。因此，這樣一所在中國的福音派學院由長老會管理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嶺南學院與附近的廣州協和神學院、倫敦傳道會、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等機構的積極合作，進一步強化了其非宗派性質。1
普世合一於今日嶺南
有趣的是，儘管過去了近140年，這種跨宗派的合作傳統，在今日香港嶺南大學基督教活動委員會和校牧辦公室的管理下仍得延續。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學園傳道會、萬民教會、青年使命團、普世教會、五旬節派以及福音派等各團體，儘管在教義上可能存在分歧，卻仍能和平共處，齊聚嶺南大學校園，以侍奉上帝，傳播福音為共同的目標。如此美好的圖景，不僅映照出早期教會的圖景，那時的教派之爭和分裂尚不常見，同時也映照出了嶺南大學在清末宣教工作艱難時期建立的初衷。參與者對我講演提出的有趣問題和反饋，也讓我備受鼓舞。在其中一場演講中，我遇見一位畢業於嶺南大學舊校區的學者，他曾對嶺南的歷史一無所知。除此外，另一位回應者表示要重新出版此研究的簡體版，讓更廣大的中文讀者和世界各地教會從中受益，我因此深受激勵。這項再版工作正在進行中，感謝程樂昌牧師的引介。
總結：勿忘初衷
徐西面博士在他的總結陳詞中鼓勵學者們不要忘記用我們的學術產出服侍中國教會，彌合兩者間的鴻溝。我們當然應該合理分配時間，但我們絕不應當忘記服侍教會的呼召。會議在禱告中結束，以這簡單但有意義的行動，區別於我所參見過的學術會議。體現了會議整合學術、事工、靈命塑造的願景。此會議不單讓我在學術上受啓發，也讓我在靈命上深受激勵。受Andrea Lee的邀請，我為華源協作寫作此文，也意在回應本次會議的呼召，彌合學界與中國教會間的鴻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