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字。
它不只是語言,也不只是文化。不論我們是否喜歡,它時常帶著某種想像。它遠超過山水、食物、記憶或鄉愁,也牽動著歷史、身分與歸屬的複雜感受。
這是當我開始用中文書寫這場會議的反思時,才揭露了自己的百感交集。原本在英語裡可以分析、整理、描述的感受,一換成中文,就帶上不同的感受:不安、牽掛、靠近的渴望,以及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鄉愁。
也許,這本身已經說明了一些事。
當我們談論華人基督信仰,或華語神學時,我們談的從來不只是研究對象。對許多人而言,這也是一種身在其中的經驗。它牽涉語言、歷史、身分、記憶,以及我們各自在處境中所承擔的壓力與恩典。
也因此,2026年四月在香港的聚集,留給我的不只是觀察,而是一種更複雜的感受:想靠近,卻又不知道該如何說清楚自己所遇見的是什麼。
華語神學
作爲華源協作的代表,我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香港,參加由中華基督教高等研究院、劍橋大學中華神學研究中心,以及拜歐拉大學中華神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研討會——全球視野下的華語基督教學術與教會:回顧與展望。
對我而言,這場會議最重要的意義,不只是學者們發表了什麼論文,而是它讓人看見:一個長久分散在不同國家、制度、語言與教會處境中的華語神學共同體,正在彼此辨認,也正在學習如何一起服事教會。
這絕不是只屬於學術界的事。
若華人教會要在全球變動中繼續成熟,就不能只倚靠事工熱情,也不能只滿足於教會人數與組織規模的增長。它需要更深的神學扎根,需要能夠回應時代問題的思想資源,也需要一代又一代願意在學術、教會與宣教之間忠心轉譯的人。從這個角度看,香港這場會議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像是一個正在成形的運動被短暫照亮。
在本系列的其他文章中,德詩婷讓我們看到「華語神學」背後的張力;江慕理追溯了從早期「神仙會」到此次香港會議的歷史轉變;劉肇恆則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讓我們看見學術與教會之間的距離如何具體落在一個人身上。
而最留在我心裡的,是另一件比較難以概括的事。
是會場裡的那種感覺。
欲言又止的香港
香港,是特殊的。不只是地理位置和文化處境,在華人基督教的故事裡,它本身就充滿張力。它屬於華語世界,卻不能被任何單一的「中國」想像完全收納。它靠近中國大陸,也連結台灣、東南亞與更廣大的華人離散群體;同時,它又承載著自身層層疊疊的歷史、教會傳統、殖民記憶、學術制度與城市性格。
香港沒有遮蓋曖昧;曖昧成為它的萬種風情之一。
所以,當會議談論「全球視野下」的華語神學時,許多議題即使沒有言明,也已在場:Chinese 還是 Sinophone?文化歸屬還是政治想像?處境神學還是官方話語中的「中國化」?我們是在裡面,在外面,還是處於某種不安的中間地帶?
這座城市為我們托住了這些問題。
同時,也讓人看見這場對話的發展空間——本地的參與低於預期。與會者中,學者明顯是最大宗,其次是牧者;宣教領域的聲音則相對較少。
這些不完整並沒有削弱會議的重要性。相反地,它提醒我們,要形成一個真正多中心的華語神學對話,本來就充滿了挑戰。也因此,任何的嘗試,都顯得格外珍貴,亦值得慶賀。
大多數場次以中文進行,少數英文講座則透過 Zoom 的 AI 翻譯輔助,使不同語言背景的與會者得以參與。這樣的語言安排塑造了會議的氣氛:不急著向外界解釋自己,而是在自己的語言裡,為華語神學共同體預留了彼此辨認、提問和聆聽的空間。
我不是神學家,也不是牧者。這幾年,我常常站在不同位置之間:寫作、編輯、觀察,也在不同華人基督教群體之間穿梭。有時我在英文世界介紹華人教會,有時我在華語對話中學習聆聽;有時,我坐在學者中間,有時,我聽著牧者對教會現場的焦慮,或以記錄的方式參與宣教動員的敘事。
正因如此,我並不想只是用學術規模或論文數量來衡量這場會議。我更在意的是:當那些長期在不同處境中研究、教導、牧養、服事的人,終於共處一室,究竟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看見彼此
會議的題目範圍之廣,幾乎令人眼花繚亂:聖經研究、系統神學、教會歷史、哲學、神學與科學對話、跨文化研究、華人基督教思想史。從滿文聖經翻譯、倪柝聲思想在耶穌子民運動中的接受與改編,到《和合本》的權威與未來、地方教會文化的代際動態、韋伯的新詮釋、經濟學與神學的相遇,以及神學美學作為公共神學方法論等,議題橫跨甚廣。

從某個角度看,這樣的安排或許顯得分散。
但在會議接近尾聲時,姚西伊教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解角度。他說,這場聚集一開始就不是要成為一個高度專門化的學術會議;某種程度上,它仿效的是像美國宗教學會那樣的大型學術聚集,也讓人想起早年中國社科院與基督教研究相關的「神仙會」。
重點不是在一次會議裡定義整個領域,而是先把人聚在一起:跨學科、跨地域、跨世代。更聚焦的研究小組、出版計畫與專題對話,可以在之後慢慢發展。
但首先,人必須看見彼此。
這個角度幫助我重新理解了議程中看似零碎的部分。重要的不只是發表了多少篇論文,甚至也不只是題目的深度與廣度,而是場次之間所發生的事:飯桌上的交談、走廊裡的問候、小組中的討論、座談結束後仍繼續延伸的問題。正式報告中提出的疑問,在別處被友誼、分歧、好奇與共同負擔重新整理。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會議不只是一個平台;它是一個共同體開始浮現的地方。
「好像回家一樣」
這一點,最清楚地出現在年輕學者身上。
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目前在中東讀博士的學生告訴我,這場會議讓他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一開始,我很好奇他是什麼意思。他說,參加學術會議本來就是學術生活的一部分,必要、有用,也常常會遇見許多重量級人物。但在他的經驗裡,資深學者有時也顯得遙遠,甚至讓人有些怯步。大家就是很「專業」地各自進行著「專業」的事。
「這一次很不一樣,」他說,「我覺得⋯⋯就像回家了一樣!」
有趣的是,從不同人的口中,我竟聽見許多類似的話。對年輕學者而言,他們在這裡遇見互相砥礪的同儕、願意提攜他們的前輩。對前輩而言,這群年輕一代正是他們心心念念要保留的火種。
幾位前輩也指出,與十多年前相比,越來越多具有中國背景的基督徒學者,正接受嚴謹的神學與學術訓練,開始在國際學術場域中發聲。這不只是人數上的改變,也是身分上的改變。過去談論基督教的學者,未必是基督徒;而今天許多年輕研究者,是從信仰內部出發,思考神學、歷史、教會與世界。
然而,在中國處境中,學者所承受的壓力往往更為隱蔽,也更不容易被看見。他們常常夾在學術制度、研究語言、信仰與現實限制之間。有時候,他們要斟酌的,不只是要說什麼,更是不要說什麼。
在不同世界之間轉譯
整場會議中,有一個問題不斷浮現:究竟,學術研究,如何與教會的生命連結?
中文裡有一個很貼近的詞:轉譯。這裡的轉譯,不只是語言之間的翻譯,而是不同世界之間的移動:從學術論證到牧養辨識,從研究問題到信徒生活,從神學反思到宣教實踐,從可以被寫下來的內容,到可以被群體承載的生命。
這正是會議中反覆提到的「三合一」異象核心:學術研究、神學教育與教會。困難在於,這三者並不會因為被放在同一個房間裡,就自然彼此服事。
劉肇恆的反思正好讓我們看見,這份工作落在一個人身上時會是什麼樣子。他既是年輕學者,也是教會長老,又研究嶺南大學的基督教歷史。他站在學院與教會之間,承受的不是一套方法,而是一種必須活出來的呼召。
這項工作不是把複雜的概念簡化而已,而是讓那些常常不知道如何彼此說話的世界,開始有可能互相靠近。
未竟之工
因此,徐西面博士在閉幕總結中的提醒格外重要。
在肯定會議的廣度的同時,徐博士同時也指出了一些領域的相對缺席,包括宣教學、講道學或他所稱的「宣講神學」,以及與東正教傳統的對話。這些提醒不是結論,而是指出對話尚未抵達之處。這是一個必要的提醒:這場對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若華語基督教學術要在全球視野中成形,這些提醒值得被認真領受。它不能只停留在熟悉的新教框架之內,也不能只在我們已經習慣的議題中循環。它需要更深地面向大公教會傳統,也需要願意進入那些陌生、不舒服,甚至一時不知道如何觸及的議題。
徐博士還提出另一個重要區分:這不只是學術與教會的關係,也是學者與教會的關係。
這個區分讓我思考很久。這讓我們深思的不只是學術內容能不能為教會所用,而是產出這些內容的人,是否仍然與教會的禱告、傷口、困惑與需要保持足夠親近的關係。
學者不一定都要成為牧者。但如果神學研究長期離開敬拜群體,離開普通信徒的問題,離開基督身體真實的生命,那麼,即使再優秀的學術,也可能難以真正服事教會。
換句話說,牧者、學者、甚至前線宣教士之間,是息息相關的,不但能互相學習,更是在大使命路上同行的好夥伴。這之間並非只是艱深觀念被講得簡單一點,也不只是論文變成講章,而是學者、牧者、教師與信徒學會在真實關係中彼此停留。
從此不再孤單
在這樣的背景下,會議中一再出現的「家」就顯得格外有意義。
當華人基督教越來越跨地域、跨語言,也越來越受遷移與政治複雜性形塑時,關於地方與歸屬的問題變得更難回答。對許多人而言,家不再只是一個地點。家也可能在共同呼召、共同問題與共同承擔中被重新發現。
會議接近尾聲時,姚教授分享,會議的最後一天,有人傳了一則訊息給他。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
「從此不再孤單。」
那一刻,大家似乎都很有默契地屏氣凝神,細細體會著這句話的重量。這句話精準道出了那幾天在私人談話、走廊交流與飯桌之間一直流動著的感受。這場聚集的意義,不只是因為某些題目被討論了,而是因為那些原本分散、孤單承擔的問題,終於變得可見;那些長久以來獨自前行的人,原來並不孤單。
閉幕禱告中,有人把這場聚集形容為一幅拼圖。每個人從不同地方來,帶著不同的工作、研究、家庭與服事處境。但當這些碎片被帶到一起時,就形成了一幅任何人單靠自己都看不見的圖像。
這場會議不是結論,也不是答案;還不完整,也仍然脆弱,但正在真實的發展成形中。
這對華人教會而言,不只是感人的片刻,也是一個值得認真看待的信號:神正在興起一批願意在學術與教會之間、在本地與全球之間、在思想與牧養之間忠心行走的人。
前面的工作仍然艱難:不同世界之間的轉譯,更深地扎根教會,以及更耐心地參與普世基督身體。但這條路,似乎不再那麼孤單。
這也許就是這場聚集的禮物。
它沒有給我們一張完整的地圖,卻幫助我們看見:原來還有其他人,也在路上。
當我們看見彼此以後,前面的路就不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