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during Friendship
When our friendship storyline is out of step with the larger cultural narrative, whether in China or in the West, how do we as the body of Christ continue to build bridges of understanding?
2022
最新文章
The Students Who Taught the Teacher
It’s my prayer that one day all Chinese children with challenges like Hannah’s will pray to my God as well as have th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y need.
What China Offers
China has five main service groups currently helping children up to age 20 who have learning disabilitie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families, private schools and education companies, foreign workers, and local churches.
Prepared in Advance
God is not limited, and we can trust that he is still working, in advance, in the hearts of those we meet on our campuses.
Bu Tai Qingchu
It may seem like a lot of things about China are not very clear these days. But . .
Special Education through a Teacher’s Eyes
As an English-language teacher of adults, I was quite unaware of the needs or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成員關顧是大使命的一部分
華人宣教士的差派以及隨之而來的高流失率，突顯了華人教會更完善宣教士成員關顧（member care）的迫切需要。然而，一些根深蒂固的神學信念與文化價值觀，阻礙了這項事工的推展，使華人同工難以理解何謂宣教士關顧，更別說考慮參與其中。除非能從堅實的聖經基礎出發來解決這些障礙，否則難以說服華人同工，讓他們相信「成員關顧」是履行大使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期《華源期刊》除了探討上面所述障礙，也延伸至那些因忽視宣教工人需求而深受影響的領域。 在本期的主題文章中，我們嘗試釐清何謂「成員關顧」，並根據聖經基礎探討成員關顧作為一種事工的意義。我們強調採取全人（holistic）關顧方式，並指出多個需要被關注及正視的層面。 本期另有兩篇文章，深入剖析在華人處境中阻礙人們更全面理解宣教士關顧的神學與文化假設。Peng Xiaohui 探討了為何中國同工難以體認「安息」的價值，以及儒家思想對「責任」的強調如何深植於華人語言與文化象徵中。Dennis Ahern 則回顧華人教會的屬靈典範，並指出對他們而言，「受苦」是基督徒身份的核心要素。兩位作者都提到「吃苦」是華人事工精神（ethos）的核心概念。誠然，受苦是基督徒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在當代華人教會的經驗中佔有重要位置；然而，Ahern 提醒讀者：「聖經中沒有任何一處教導我們，藉著忽視宣教士弟兄姊妹在身心靈關顧上的需求，『把苦餵給他們吃』。」 Daniel Sher 在關於「父職與宣教」的文章中延續這一主題，探討中國人對《馬太福音》19:29的理解，如何導致一些中國同工忽略家庭，並以為這樣才能顯出自己對基督委身的程度；相較之下，保羅在《提摩太前書》3章中的教導卻未受到同等重視。遺憾的是，往往正是因為家庭關係的破裂，導致同工不得不離開宣教工場。Sher 以亞伯拉罕為例，指出上帝祝福萬國的途徑乃是透過家庭。他敦促身為宣教士的丈夫與父親，在回應大使命呼召的同時，回到屬靈父職的核心，並反思父職的呼召。 在另一篇探討宣教士與婚姻的文章中，Lisa Tsai 根據她對中國跨文化工人的田野研究，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觀察。她向差會與工場領袖提出具體而實際的建議，為如何藉著培養健康的婚姻來幫助同工茁壯成長提供清晰的藍圖。 本期的書評介紹了 Tabor Laughlin 的著作《China’s Ambassadors of Christ…
中國大陸宣教士的成員關顧
近年來，中國教會回應差派宣教士前往世界各地的呼召，特別是那些因各種原因已不再向西方宣教士開放的地區。這些僕人信心堅定、勇敢無懼，甚至甘心並預備為基督捨命。 全球化帶來的一個現實是：當今大多數文化都處於流動與變遷之中，彼此影響、相互形塑。由於過往接觸其他文化的程度不同，不同的宣教僕人在跨文化服事上各有其優勢與挑戰。此外，世代差異亦真實存在，這使得在培訓較年輕的宣教僕人時，必須採取有別於培訓已具備一定世界觀與職場經驗的較年長者的方式。 我們確實聽聞來自世界不同角落的成功見證，然而更多時候聽見的，卻是無法持續服事、灰心喪志、羞愧返鄉，甚至失去信仰的故事。 根據與已被差派者的訪談顯示，造成這些結果的因素包括：缺乏清楚的呼召、不當的甄選程序、訓練不足、經濟困難，以及差派教會未能提供持續的支持。1特別就前往伊斯蘭國家的中國基督徒所面對的文化張力而言，Wu Xi指出，許多隱而未顯的個人問題，往往會在宣教工場上浮現，例如一些中國同工在新的環境中發現自己出現與以往不同的行為表現，或出現人際衝突與情緒失控等情況。2 而Lisa Tsai在對中國跨文化宣教同工的訪談中發現，離開工場最常見的原因包括：子女教育、經濟問題、婚姻與家庭考量、團隊衝突、人生危機，以及安全疑慮。3 關於中國宣教士的流失率，雖然各方統計不一，但普遍的共識是：流失率非常高。這樣的現實在基督徒心中激起一股深切的渴望，盼望能為中國宣教士做些什麼，使他們不僅「撐得下去」，更能在事奉中持續成長、茁壯發展。「我們能如何幫忙？」是許多人不斷提出並嘗試回答的問題。 一些海外華人同工——本身是或曾隸屬於制度成熟的外國差會的宣教士——以及曾在中國服事、或與中國大陸基督徒並肩事奉的非華人同工，都逐漸意識到：最迫切、也最關鍵的一種需求，就是成員關顧（member care）。 對宣教士的關顧，需要一種整全性的進路。這份想要伸出援手的心志確實非常強烈；然而，意識到需要的存在，並不等同於已經掌握清楚可行的方法與途徑。Wang與Kam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究竟是誰該承擔主導角色？「地方教會是否能同時作為完整的差派結構，提供宣教士所需的一切關顧與督導？一個關係網絡是否能承擔這些功能？還是應將這些責任託付給差派機構，甚至是宣教工場當地的基督徒群體？」4 事實上，對於「成員關顧」究竟包含哪些內涵，許多華人甚至尚未形成最基本的理解。有些人甚至在未明白其意義之前，便斷然表示自己不需要這樣的關顧；他們視成員關顧為一種「西方的」宣教理念或策略，認為並不適用自身的處境。也有人認為，追求所謂的成員關顧，反而顯出對聖靈的引導缺乏信心與倚靠。於是，問題便再次浮現：我們究竟該如何提供幫助？我們如何才能真正接觸到這些華人宣教士，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充滿愛的支持？我們又該如何說服他們：在主裡，還有其他弟兄姊妹蒙召與他們同行、陪伴他們，並提供一些實際的工具，幫助他們在宣教工場上活得健康、事奉得力，並持續成長？ 什麼是成員關顧？ 我們今日稱之為「成員關顧」（member care）的實踐，其實早在Missio Dei（上帝的宣教）開始之時便已存在。在約拿那場遲來卻最終成功的跨文化宣教行動後，上帝為這位心懷不滿的先知預備遮蔭，使他免受烈日曝曬；當約拿因遮蔭忽然枯死而抱怨時，上帝耐心地勸導他，指出他內心憤怒的問題。阿尼色弗屢次在保羅為福音被囚時，使他心得暢快（提後1:16）；司提反、福徒拿都和亞該古也是如此（林前16:18）。保羅在馬其頓遭遇患難時，因提多的到來得著安慰；而提多又從哥林多教會成員那裡得著鼓勵（林後7:6、13）。使徒約翰稱讚該猶為那些「為主的名出外」的弟兄盡心盡力，並勸勉他在旅程中支持他們（約三5-8）。 成員關顧的核心，在於幫助宣教士「以上帝看待他們的方式」來看待自己。Sacred Journey事工的杜恩與珊迪（Duane and Sandy Hammack）如此寫道： 這世上每ㄧ個人都存在「屬靈映照能力不足」的問題，即使是蒙召成為宣教士與牧者的人也不例外。雖然人人都有最好的映照工具——聖經，而且多數人也完成了神學研究所的訓練，但這個問題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存在。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完全以三一上帝每日看待我們的方式來看清自己。我們最多只能在自己身上看見某種程度的基督反映；但對某些人而言，他們因嚴重缺乏看見「上帝眼中真正的自己」的視角而深陷痛苦之中。看到「錯誤的自我認知」對家庭、教會領袖，或對其蒙召要服事的失喪世界所造成的墮落影響，令他們十分悲痛。靈魂關顧的重要面向之ㄧ，正是幫助他人更多地在「我究竟是誰」這件事上，與上帝的看法對齊，而不是堅持自己的看法。重新取回自己在伊甸園中按上帝形像被造的原初映照，是一項艱難的工程，需要一段有意識地持續投入的成長旅程。⁵ 成員關顧的根基，在於那條最大的誡命——愛上帝，並且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對向這世界顯明基督信仰的真實樣貌至關重要，這是向世人展現上帝之愛的途徑。我們需要真實地實踐這個誡命。正如Ruth與她的同工在《陪你同行，與你同工》（Serving Together: Caring…
華人宣教士所面臨的婚姻議題
中國如今正處於差派跨文化宣教士的初期階段。在我博士論文中針對中國宣教士對「成員關顧」（member care）的看法所做的研究裡，發現對中國基督徒而言，這是個相當新的概念，多數宣教士與宣教機構甚至不知道目前已有相關的線上資源。有些機構和教會嘗試提供成員關顧服務；然而，受限於經費因素以及有經驗的成員關顧工作者人數不足，他們實際上能做的非常有限。在這樣的背景下，當《華源協作》邀請我撰寫一篇關於中國宣教士婚姻議題的文章時，儘管我知道這個主題極具挑戰性，仍欣然接受。重新檢視我的訪談筆記，並回顧相關文獻後，我得出了以下幾點結論。 首先，婚姻滿意度與宣教工作的果效、宣教士服事的持久度之間有高度相關性。¹在這一點上，中國宣教士的婚姻與其他國家的宣教士並無不同。正如Brierley所指出的，婚姻與家庭問題是導致宣教士離開工場的第三大因素。² 近年來，學界愈來愈關注從家庭角度來預測宣教士的生命狀態與服事果效。³ 根據我的研究發現，子女教育與婚姻滿意度都名列宣教士過早離開工場的前五大因素之中。 其次，在婚姻成功或失敗的層面上，宣教士、基督徒以及非信徒之間其實存在相當程度的相似性。這一點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因為一般認為，宣教士的婚姻承受高頻率且高強度的壓力，例如：面對各種不同環境、跨文化與逆文化的適應、遠離原有的支持系統、宣教機構的要求，以及在家庭生活與宣教事奉之間取得平衡等。這些處境可能引發或觸發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憂鬱症與焦慮症等心理健康問題；然而，這些壓力源並不必然導致負面的結果。Rosik與Pandzic指出：「宣教經驗似乎並未對夫妻雙方的婚姻滿意度造成差異性的影響。」⁴ 相反地，我所訪談的多數受訪者都表示，儘管他們經常面對極大的壓力，但能一起參與宣教事工反而使他們經歷到更高的婚姻滿意度；這一發現也與Jones與Jones的研究結果一致。⁵ 中國宣教士與其他國家宣教士在婚姻挑戰的「內容」上並沒有太大差異，僅在「重要性排序」上卻明顯不同；例如，子女教育對所有宣教士而言都是一個重要因素，並且對他們在宣教工場上的服事年限與生活品質都有顯著影響。 接著，宣教士的教育背景與他們所能運用的外在資源，以及可前往服事的地點，有著高度相關性。相對而言，教育程度較高的夫妻在工場安排上有更多選擇，也在子女教育選項與募款方面更為容易。受過大學教育的宣教士，通常對生活品質有較高的期待；例如，他們希望為子女提供更好教育機會的期望，明顯高於教育程度較低的宣教士。此外，他們也渴望更多參與決策，期望在異象與規範的制定上擁有較多發聲空間，而不只是單純服從及照指示行事。若他們的聲音未被尊重，將會削弱他們對團隊委身與合作的動力。因此，對這類宣教士而言，領導風格與決策程序需要更具彈性。 教育程度較低的宣教士，則往往更關注日常生活與經濟方面的需要。他們相對能忍受艱苦，更為獨立、謙卑、樂觀，也較容易對生活感到知足；這些內在資源能抵銷環境因素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他們在壓力下展現出更高的韌性，並且較不容易倦怠。 此外，儘管來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夫妻所面對的環境與內在挑戰大致相似，中國宣教士夫妻在語言學習、財務支持，以及屬靈與心理支持等方面的資源，普遍少於西方宣教士。中國宣教士較少有機會加入具規模與聲譽的國際宣教機構，因此，從招募、裝備到子女教育，中國宣教家庭往往是在「高期待、低支持」的處境中生活。這些高度期待主要來自差派他們的教會與宣教組織，這些單位常期望宣教士前往危險而貧困的地區服事，但有時所提出的事工需求，卻與宣教士實際接受的裝備並不相符。我也注意到，有些宣教領袖在宣教大會中對目標做出過度的承諾，之後卻期待前線的宣教士完成他們所承諾的一切。 最後，宣教士的配偶在決定自己服事角色上擁有越多自由，其婚姻衝突就越少，幸福感也越高。這是我所訪談的夫妻中最明顯的發現之一。正如Crawford與DeVries所指出的，當宣教士配偶能自由選擇自己的角色時，他們也更願意延長並持續投入其服事。⁶ 為何跨文化宣教士的婚姻能夠成功？ 共享的愛之地圖。依據Gottman的說法，「愛之地圖」是大腦中儲存所有與伴侶相關重要資訊的部分，包括他們的盼望、夢想等等。⁷ 情感豐富的夫妻，對彼此所處的世界都非常熟悉。我所訪談與關顧過的宣教士夫妻普遍具備這項特質；即使他們身處極為艱難的環境、外在資源相當有限，只要他們願意彼此理解並尊重對方的需要、呼求與期待，往往就能承受並因應這些壓力。 舉例來說，有一位宣教士的妻子，因丈夫必須專注於宣教事工，她不得不在工廠裡辛勤工作，同時還要照顧兩名年幼的孩子；然而她告訴我，她感到能支持丈夫是一種特權。她認為自己作為一位初信者，尚不足以直接參與上帝的事工，但她尊重丈夫的呼召，願意承擔照顧家庭的責任，使丈夫可以專心回應呼召，而不必為家庭需要分心。同時，丈夫也十分珍惜妻子的付出；每當有機會學習婚姻與家庭相關的課程（這對他們而言其實相當難得），他都會暫時放下其他工作，邀請妻子一同學習。他經常表達對妻子努力的感謝，而不是視為理所當然。這類夫妻通常在進入宣教工場前，便已清楚了解彼此的角色與分工，這也使他們能以更多的尊重來對待對方。 彼此靠近，而非彼此疏離。在訪談夫妻時，我提出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如果你們不是宣教士，你們的生活與婚姻會有什麼不同？」夫妻們最常給出的回答是：成為宣教士反而使他們的婚姻更加堅固。他們認為，若留在原本的生活環境中，未必能接受這麼多關於婚姻的裝備與對潛在危機的提醒，也不一定會如此刻意地經營婚姻關係。相較之下，身為宣教士，他們會有意識地培養溝通與衝突處理的能力，選擇一同成長、共同面對挑戰。 他們強調，身為宣教士，他們「被要求得更多，也被給予得更多」。他們擁有更多彼此問責的同伴，對屬靈爭戰有更高的警覺，也在關係中設立了清楚的保護界線，並且有機會建立禱告同伴。因此，特別是在團隊中服事時，他們較少有機會彼此疏離或退縮；和一般夫妻相比，他們有更多機會轉向彼此、建立連結。Gottman指出，這種「轉向彼此」正是情感連結、滋潤愛情、熱情以及良好性生活的基礎。⁸ 透過這樣的互動，夫妻能夠建立一個「情感銀行帳戶」，並累積足夠的關係資本，使他們在面對各種困難時（如子女教育、艱困環境、經濟壓力等），仍能彼此配搭、互相扶持。 讓配偶影響自己。親密關係中的伴侶必須願意接納彼此帶來的影響、並分享權力。我所訪談的多數夫妻在權力上是相對平等的，也允許彼此自由地表達想法；然而，我也遺憾地注意到，有一位妻子不被允許擁有自己的聲音，她的恩賜被壓抑、被忽視。她在心理、情緒與身體層面的狀況，都令我感到憂心。更令人難過的是，不僅丈夫認為妻子為家庭與他事工所作的犧牲是「屬靈的」（意即在上帝眼中是好的），連妻子自己也如此相信。根據John Gottman的研究，當一位丈夫不願與配偶分享權力時，他的婚姻有高達81%的機率會走向崩解。⁹ 創造共同意義的能力。依據Gottman的觀點，婚姻不只是養育孩子、分擔家務或維持性生活而已；婚姻還可以有屬靈層面，關乎夫妻一同建構內在生命——建造一種充滿象徵與儀式的文化，並且珍惜那些將彼此連結在一起的角色與目標，並藉此理解「成為一家人」的意義。¹⁰ 當我詢問這些夫妻，對有志從事跨文化宣教的伴侶有何建議時，他們的回答總是從「共享同一個呼召」開始，或至少是對這個呼召有深刻而堅定的認同。他們解釋說，無論是否身為宣教士，衝突是無可避免的，夫妻總會為不同的事情爭執；然而，正因為他們擁有共同的呼召，他們能在生活中創造共享的意義，並願意一同面對挑戰、一起與教會及機構建立關係。這份共享的意義使他們不只是配偶，更成為彼此最好的朋友與一輩子的人生夥伴。 對生活與子女教育的共同期待。夫妻對生活樣貌以及子女教育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如何過每日的生活。對艱苦環境有較高承受度的夫妻，在子女教育上擁有更彈性的選擇，他們對生活的期待也較能與自身資源相符，因此整體婚姻壓力較小。他們更容易感到知足，也更傾向專注於新的經驗，而非沉溺於痛苦與失落之中，婚姻張力自然較低。他們甚至能將危機轉化為美好的回憶。 例如，有一對夫妻在抵達宣教工場的第一個晚上，房間裡湧入了大量白蟻，他們一度以為遭遇恐怖攻擊。因為當時已是深夜，外頭一片漆黑，只聽見白蟻發出的聲響，聽起來竟有些像軍用無人機。然而，隔天當地人告訴他們，那些聲音其實來自白蟻，而且白蟻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於是他們把地上的白蟻整理起來，烹煮後 同享用。 為中國宣教士提供支持 1.首先，在篩選過程中，選擇那些已經彼此磨合並找到平衡的夫妻。這些夫妻彼此尊重，有共同的異象，並對婚姻與宣教中的角色分工有清楚認知。其次，要考慮生活能力與期待。所謂「生活能力」，指的是在不同文化環境中所需的生存技能；例如在山區，需要學會登山技巧並保持方向感。宣教士也需要懂得如何在異文化中自我生存與照顧自己，而不依賴外部協助，例如處理行政工作、使用當地食材烹飪等。 家庭評估應包括人格特質、精神病理狀況、品格、家庭模式、韌性/復原力、屬靈生命、文化適應力、家庭凝聚力/連結性、溝通能力與人際關係。¹¹ 選擇那些願意學習、對新經驗持開放態度，且對變化有彈性的夫妻。 2. 從招募流程一開始，就應裝備夫妻預備將來重返母文化。根據宣教週期及個人需要，提供及時且適切的培訓與支持。每週定期關懷與聯繫，有助於他們整理內在掙扎，避免問題累積。「社會支持」的可得性，是預測跨文化工作者能否成功適應的重要指標。其他研究也支持，來自組織的支持，尤其是培訓與行前準備，對跨文化工作者在工場上的心理健康與事奉果效至關重要。¹²…
父職：一項神聖的領袖呼召
華人教會如今積極回應跨文化、普世宣教的需要。懷著一顆立志委身、永不回頭的心，許多宣教士及其家庭被差派到地極，走進莊稼成熟的禾場。 他們裡面帶著與教會老一代相同的DNA——衝啊、衝啊、衝啊地投入事奉。任何苦難都是為主受的。他們被耶穌犧牲的愛所激勵：既然如此，怎能不將全心全意獻給主？在這世上，還有什麼是不能為主捨棄的呢？ 這樣的決心令人敬佩，但這種「一股腦地往前衝」也帶來必須正視的挑戰。近年來，在宣教服事中偏離軌道、甚至徹底被摧毀的宣教士及其家庭，其數量已達令人憂心、令人心碎的程度。 其中一個尚未被充分提出與探討的問題是：在他們的服事中，他們是否沒有把上帝所要求的獻上，反而獻上了上帝「並未要他們捨棄的」？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尤其在建立家庭與發展父母職分這一方面。 許多在華人教會服事的人，在神學上持有一種觀點：只要你專心投入事工，上帝自然會看顧你的家庭。於是潛意識裡形成這種想法：基督徒不必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仍能自然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再加上對聖經的一種偏頗理解，以為聖經教導人若要服事主，就必須撇下父母、妻子與兒女，導致了這樣的觀念與實踐：為了服事主而忽略甚至拋下家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使那些委身事奉的人——尤其是我們的弟兄——沒有把深化婚姻關係與履行父職的責任放在事工的優先位置。他們未曾意識到，自己需要花時間建立這張與自身存續息息相關的「安全網」。然而，當沒有安全網，或安全網破裂，或事工因重大挫折而崩潰時，往往帶來令人心碎的結果：生命破碎，事工崩潰，甚至全面解體。但這一切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在這張關乎存續的安全網所包含的眾多關係中，本文將簡要聚焦於其中一項較常被忽略的關係——父職。 另一個事工呼召：父職 宣教學者常引用《創世記》12:1-3的亞伯拉罕之約——上帝要藉著亞伯拉罕賜福地上的萬國——作為宣教神學的重要基礎。然而，上帝是「如何」成就這個應許，必須在《創世記》18:17-19的脈絡下來理解： 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了。」 這段經文顯示，亞伯拉罕的「父職」與上帝賜福萬國的計畫密切相關，並且是他呼召的一部分。上帝對亞伯拉罕以及萬國的祝福應許，是透過他作為一家之主、一族之長的角色來實現的——亞伯拉罕應教導並吩咐他的兒女及後代遵守上帝的道，在歷世歷代中活出上帝的話語。 這個常被忽略的連結，應當使許多在回應大使命時「一股腦往前衝」的關鍵弟兄們，重新反思父職的呼召。上帝對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的命令，不僅強調口頭宣講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強調「活出上帝道路」式的宣教生命，以及以敬虔的家庭作為宣教大工程的重要載體。屬靈父職的呼召，是何等重要！ 屬靈父職的核心 基督信仰強調父親是「一家之主」，這直接指向上帝賦予父親的領導位置、責任與功用。作為父親，教養兒女的首要責任在他們身上。 在父子與父女關係中，屬靈父職始於一生之久的塑造過程——透過父親的教養，使男孩成為男人，女孩成為女人。父職的呼召乃是讓兒女明白，上帝按著祂的旨意造男造女，使他們能活出作為男性與女性的榮耀。 父職呼召不僅關乎培養兒女按著上帝的設計活出男性與女性的生命，更是培養他們成為下一代人敬虔的屬靈父母。雖然並非每個人都會成為生理上的父母，但上帝的話語能透過許多被培育起來的屬靈父母傳承下去。這些屬靈父母將在屬靈上帶領、牧養與教導下一代，使信仰得以代代相傳並傳至萬國萬民。 當宣教同工帶領人歸主、使人成為門徒時，怎能不盼望自己的兒女也能持守信仰，活出受造於神的榮耀，並將信仰一代代傳遞下去？這正是回應神聖父職呼召所帶來的賞賜。願沒有一位父親失去這份賞賜。 父親的塑造 有效的父職並非自然形成的過程，而是需要學習的，因此必須有清楚的目標。我相信，上帝對一位成熟父親的心意，是他能肩負起「一家之主」的領導責任，成為孩子心中的「英雄爸爸」。上帝盼望父親以堅定的真理、勇氣、智慧，以及溫柔的心來帶領家庭。 要成為這樣有效的父親，首先必須明白上帝對真男人的定義。經過多年的思考及研讀，我得出這樣的結論：上帝所要的男人，是一位「剛毅而溫柔的基督徒騎士」。 「基督徒騎士」的概念源自Raising a Modern-Day Knight一書1 ，這個形象代表上底對男子氣概的異象。榮譽與忠誠，是基督徒騎士的語言，也是他的標誌性特質；「剛毅而溫柔」則是我對基督徒騎士特質所加上的描述。…
休息？可以嗎？
我出生並成長於台灣，後來到美國攻讀研究所。在我人生的前半段，我深受華人文化形塑；後半段則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因此，我逐漸活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體系之間的張力。本文所分享的觀察，乃根據我成長的經驗、個人的反思，以及多年來與華人群體（特別是在教會圈子中）工作的經歷。本文並非意圖概括所有華人基督徒的經驗，也無意涵蓋他們在「休息」議題上的所有面向；而是嘗試探討在華人文化處境中，影響「休息」這個概念的可能文化因素。 我年幼的時候，從來不太敢開口要求休息。如果我問父母親，自己能否暫停讀書時間、休息一下，他們會回答：「你在說什麼？休息什麼？你的數學題目進度落後了，你的科學作業也還沒完成。」即使我所有作業都按時完成，他們仍會說：「那就去預習下一課，要確保你走在全班的前面，最好在老師還沒教之前就全部學會。」 這就是我家對休息的看法。「休息」這個詞似乎不存在我們的字典或日常生活中；一般來說，華人很難真正理解什麼是休息，或是該如何休息。「努力」是一種必須培養的美德，父母會竭盡所能確保孩子具備這個特質，因為他們相信，這是成功的唯一途徑。這樣的價值觀在家庭與學校裡被嚴格地不斷強化。 然而，我們家裡也存在一種被允許的「休息」。我還小的時候，會看到祖母每天午飯後小睡一會兒，通常只有三、四十分鐘。之後她便醒來，繼續在家中忙進忙出。全家人都尊重她的休息時間，從不打擾她午睡。我被告知：「祖母一輩子這麼辛苦，這樣的休息是她應得的。」彷彿休息只屬於年長者，是經過一生勞碌後才配得的事。 儒家思想與休息 若要探討哪些文化價值和信念可能影響華人的「休息觀」，就必須從儒家思想談起。儒家思想是一套以羞恥為基礎的內在價值運作系統，數千年來在華人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無論政權是君主制或民主制皆然。大約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一項奠基性、極具影響力的教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 簡而言之，若要建立一個有秩序、低犯罪率的社會，就要在人民心中建立一套內在的羞恥系統，使他們能自我規範、自我監督自己的行為；不僅如此，人們也會彼此監看，確保每個人都在「做正確的事」。 這套治理系統在華人歷史上受到許多皇帝的歡迎及以實踐。經過數千年的運作，華人幾乎難以跳脫以這種以羞恥為核心的內在思維模式。儘管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試圖根除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華人傳統文化，這種羞恥文化的心態依然深植人心。「丟臉」至今仍被視為個人、家庭或公司所能面臨的最大冒犯之一。 那麼，這種以羞恥為核心動機的價值系統與「休息」有何關聯？既然「努力工作」被視為典範性的美德，那麼「休息」自然成為其對立面。當你休息時，意味著你「不夠努力」，是在浪費可以多做事情的時間（浪費光陰）。因此，選擇休息往往被人解讀為懶惰或「不能吃苦」的表現——而這些都是不良的人格特質，會為個人帶來羞恥。此外，在一個高度重視一致性與群體和諧的社會裡，休息可能被解讀為只顧個人福祉、忽略群體利益；換句話說，就是自私或以自我為中心。因此，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休息不僅意味著品格上的缺陷，更可能為個人帶來羞恥感。 再者，「吃苦」是華人文化中備受推崇的品質。「吃苦」可被理解為持久不懈的忍耐，透過勤奮與努力來展現。更進一步說，一個人是否有能力吃苦、能承受多少苦，被視為其品格的真實展現。即使事情不順利，只要一個人能吃苦，就不會為自己、家庭或所屬群體帶來羞恥；事實上，即便在其他方面都失敗，一個人只要能吃苦，就能贏得稱讚與肯定。在這種榮譽與肯定的保證下，「休息」反而成為獲得這種地位的阻礙，甚至可能被視為軟弱或缺乏決心的跡象。 儒家思想與其他道德原則的實踐 我念高中時，每個年級約有一千名學生。為了有效管理學生，學校將我們分成不同班級，每個班級都以一種美德命名。當我在教室外自我介紹時，會說：「我是誠信班的高三學生。」或是：「我是正義班的高一學生。」在教室裡，我們會研讀《論語》以及其他根植於《論語》的道德原則。我們被要求將這些內容全部背起來，因為考試會考，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被期望一生都要活出這些教導。 為了說明這種氛圍，以下是一些與勤奮和「吃苦精神」相關、廣為人知的諺語： 除了《論語》和這些諺語外，「三綱」、「五常」2、「四維」3與「八德」4也反覆出現在我們整個求學過程中。在校外，這些價值仍然無所不在。在鄉村的牆面上，或許多商店與餐館的招牌上，都能看見這些美德被寫成標示或自然地融入其中；甚至有些街道會直接以美德命名。在這些「人生準則」的環繞中成長，我們被深刻地編織在這套價值體系裡；我們的行為舉止、待人處事與日常運作，自然地朝著符合這些期待的方向發展。而在這樣的華人生活方式中，「休息」似乎沒有立足之地。 「休息」與華人同工的關係 如果你查看一個華人教會退修會的行程表，會發現整個退休會被講員信息及各種工作坊填得滿滿的，幾乎沒有真正的空檔。即便安排了「休息時間」，人們也會彼此相約找點事情「做」，而不是單純地休息——也就是真的「什麼都不做」。這種「一定要做點什麼」的傾向，並非因為華人不需要休息，而是因為「不夠努力、不夠有生產力或不夠勤奮」會帶來羞恥感。沒有人願意讓耶穌的名和教會蒙羞；因此，這些華人基督徒即使內心空虛、疲憊、耗竭，仍會持續努力工作而不休息。 此外，若從儒家的角度來詮釋與理解「捨己」的觀念，就更容易將休息的需求排除在外。「吃苦」成為透過自我犧牲來證明信仰的重要方式。因此，許多華人基督徒同工會忽略或壓抑自己對休息的需求（對個人身心靈健康的關注），為了完成群體目標而咬牙撐過所有任務。透過這些捨己的行動，他們不僅可以為群體「保住面子」，甚至可能為群體、乃至為耶穌贏得榮耀與肯定。於是，「吃苦」往往成為衡量一個基督徒對上帝和教會忠心程度的標準。「休息」再次被排除在服事主與他人的過程之外。 當我們與華人同工談論「休息」的概念時，可以預期會遇到某種程度的抗拒，這與其獨特的文化背景與影響密切相關。他們並非刻意拒絕休息，只是不習慣「休息」這個觀念及其價值。在華人的文化脈絡中，因為缺乏共同實踐的傳統，「休息」幾乎像是一種外來語言，甚至沒有足夠的詞彙去理解它。因此，多數華人同工或許需要透過扎實的聖經教導，才可能真正開始思考並接納休息的意義。 儘管在華人同工之間，並不鼓勵或廣泛接納休息的概念，但若有穩固的聖經基礎與溫柔的引導，休息仍然是可以被允許的。當我們越來越理解華人同工的經驗處境，以及華人社會所重視的美德，就有可能以合乎文化敏感度的方式展開對話，邀請他們進入上帝的平安（shalom）之中。畢竟，休息不是另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而是一份來自慈愛天父的禮物。
華人文化與華人教會的受苦精神
我是一名觀察者，而不是參與者。我今天所寫下並分享的內容，源於我多年來在海外華人散居群體中的工作觀察，以及我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在中國旅行的見聞。 我想從語言差異開始談起。當我們思考西方與東方對「受苦」的理解時，會發現兩者所使用的語言其實不同。英文的「Suffer」一詞源自拉丁文sufferere，意思是承擔、經歷、忍受、扛起或被置於某種重擔之下1 。然而，中文對「苦難」的表達則帶我們進入另一種意境。其中一個常見的受苦觀念體現在「吃苦」一詞的表達中。因此，我常從語言學的角度來思考這個議題。 從詞彙開始，東方人和西方人其實已經走在兩條不同的道路上了。在西方世界，為基督受苦被理解為一種需要肩負的重擔，是壓在身上的「重量」；但在華人世界裡，為基督受苦卻是必須「吃」下去的——實際上進入我們裡面，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假如今天差派我去為一對在世界各地服事的華人宣教夫婦提供牧養關顧，在喝茶閒談間，我或許會提到在生活與事工上找到「平衡」以及「自我照顧」的話題。當我們之間建立了足夠的信任，同工的妻子也許會這樣向我傾訴： 丹尼斯牧師，我丈夫太拼命服事了。他一週有好幾個晚上都不在家。只要有任何與我們事工有關的人打電話來，他就會立刻放下手邊的一切出門。孩子們看著他離開，多數時候似乎能理解他是在服事耶穌，但這位他所服事的耶穌，卻讓我成了一位孤單的妻子。 華人教會在歷史上有一種堅信履行使命時，受苦是「屬靈上的必然」的傳統；因此，我認為對於華人教會，「成員關顧」（Member Care）在本體論層面上，無論是實踐還是領受，都顯得格外困難。除了不願視「照顧自身靈命與情緒健康的管家職分」為正當的事，「成員關顧」聽起來還格外讓人感到自私。這是因為華人認為苦難應該被「吃下去」。吃苦之於一個人的呼召，就像豆腐之於麻婆豆腐2。把豆腐拿掉，「麻婆豆腐」便不再是麻婆豆腐——它的本質就不復存在了。 正如那句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一位著名的教會歷史學家曾指出，每一位基督徒到了天上，都應當向一位殉道者道謝。3 而擁有這般文化與歷史的華人基督徒，需要感謝華人殉道者的次數肯定不止一次。那麼，「吃苦」的歷史背景是如何塑造華人福音工作者實踐信仰的方式呢？ 讓我們簡要回顧三位對中國教會「受苦觀」產生深遠影響的著名領袖：佈道家宋尚節（John Sung）、家庭教會運動之父倪柝聲（Watchman Nee），以及王明道牧師。讓我們分別及整體地看他們如何影響華人教會領袖對苦難的理解。 宋尚節 宋尚節在臨終前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 天父沒有用那些大勇士去殺歌利亞，也沒有用那些穿戴銅盔鐵甲的人去戰勝歌利亞。祂用了一個連親兄弟都輕看的人，但他的心單純，完全信靠主。他就是與主有親密交通的大衛。他撿起五塊被眾人輕視的小石子。這五塊石頭是什麼？乃是五個真理：與基督同受苦、與基督同釘十字架、與基督同埋葬、與基督同復活、與基督同升天。有了這五塊石頭，我們就綽綽有餘，可以殺敗歌利亞。4 縱觀宋尚節的事工，雖然他的直接死因是腸結核，但某種意義上，他幾乎是把自己「操勞至死」。在他事工的巔峰期，他一年有長達11個月在外奔走。他的妻子生了五個孩子，而他沒有一次在孩子出生時在場。回顧他事工的影響力，即便是保守估計，也有十萬名華人因著他的勞碌而信主。5 倪柝聲 在《屬靈人》第一卷的結尾，倪柝聲寫道：「十字架需要忠心地背負，並且要越來越忠心地背負。讓我們仰望我們的主耶穌，祂『忍受了十字架，輕看羞辱』。」6 在第二卷的結尾，我們讀到： 當一個信徒在實際經歷十字架的對付之後，終於進入一種純淨的生命。凡事為著神，也在神裡面，而神也在一切之中。再沒有什麼是為著自己。連最細微、討自己喜悅的慾望，也已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自愛已被交付於死地。現今生存的目標只有一個：遵行神的旨意。只要祂喜悅，別的都無關緊要；順服祂成為人生唯一的目的。他不再在乎自己的感覺如何，他在乎的是是否順服神。這就是一條純淨的道路。7 在他的著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結尾，倪柝聲寫道： 噢，甚願被「浪費」。為主的緣故被浪費是一件蒙福的事。許多在基督教界聲名顯赫的人對此一無所知。我們之中許多人被主徹底使用——我會說，被使用得太極致了——但我們不知道「浪費在神身上」是什麼意思。8 總結倪柝聲的事奉生涯：他的死因，很可能是二十年的監禁所帶來的摧殘。他離世的時候，身邊沒有任何一位基督徒；他的遺體被火化後交給了一位姐妹。他的妻子已在多年前先他而去。保守估計，全球約有2300間教會與他的事工有直接關聯，其中許多是家庭教會。9 王明道 最後，我們來看王明道對信徒受苦的總結。雖然他許多日記與著作已有英文出版，但我僅選擇一句對我影響深遠的話：「我們若要作神忠心的工人之去幫助別人，就必須讓祂藉著苦難來訓練我們——就是祂所許可臨到我們的那些苦難。」10 王明道的死因是長達22年的監禁、單獨囚禁、酷刑和審訊對他身體所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