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世界華福中心（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成立50週年，於馬來西亞古晉舉行的第十屆華福大會，是一個致敬過往、思考未來的重要時刻。同時，這次聚會也讓華人福音運動在前行過程中所面對的幾項關鍵張力浮上檯面。 在開幕會上，華福總幹事董家驊牧師將今日的華福事工定位於不斷成長的全球華人教會歷史脈絡之中。與會者一同頌唱華福會歌，並聆聽曾形塑華福傳承的歷任領袖分享。在接下來幾天的聚會中，大會專題講員和座談小組則從不同面向探討教會展望未來時所面對的各項挑戰，其中許多主題呼應兩年前在韓國首爾舉行的洛桑大會（Lausanne Congress）所探討的議題，包括移民與流離失所者、整全使命、受造界關懷、Z世代、教會內部的文化變遷，以及人工智慧所帶來的威脅等等。 歷久不衰的主題 這是我過去25年來第三次參加華福大會，看到幾個反覆出現的經典主題再次登場，並不感到意外。不止一位講員提到中餐館遍佈世界各地的例子，指出既然華人無所不在，華人教會也理應遍佈全球。數名講員談到年輕一代的流失——他們在傳統華語教會中找不到歸屬感，因此轉往其他地方，或甚至徹底離開教會。伴隨這番分析而來的，是相當程度的反思自省，講員們也問道，為什麼改變華人教會文化如此困難？那句耳熟能詳的呼喚——「華人，你在哪裡？」再次強化了這種感受：過去50年來，儘管華人教會積極動員，以及無論有意或無意地散居世界各地，華人在全球宣教隊伍中的比例仍然相當低。 華福過去所走的道路與未來將要面對的方向之間的張力，在大會中十分明顯；這不僅體現在大會所談論的內容上，也體現在誰能夠發聲，以及哪些聲音仍未能被充分聽見。 年輕領袖僅佔華福與會人數的15%，多少加深了這樣的感受：華福似乎更多地代表過去，而不是未來。作為全球散居華人的通用語言，大會以華語（普通話）為主要語言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這卻讓第二代和第三代華人領袖缺乏參與對話的空間（假設他們選擇來到大會）。儘管大會為35歲以下的參與者設計專門的聚會，但整體討論似乎仍圍繞在年輕一代如何在既有華人教會的傳統與階級制度中找到立足之處，而不是如何開創新的道路。 與其哀嘆年輕一代流失至多元文化教會或非華人教會，何不轉而慶祝這些年輕的華人基督徒正在將華人教會的見證帶至傳統身分的藩籬之外？董家驊牧師在閉幕致詞中提出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想法，即未來或許可以舉辦華福青年大會。鑑於此次大會年輕領袖相對稀少，這或許是極具意義的下一步。 中國的沉默多數 而華人教會另一個重要群體雖然出席了，卻大致保持沉默。中國基督徒佔全球華人基督徒的大多數，但他們幾乎沒有出現在講台上（儘管ㄧ些人積極參與下午的分組討論）。政治因素與安全考量無疑是他們缺乏公開能見度的原因之一。然而，將他們排除在對話之外，不僅使全球華人教會無法汲取這群基督徒數十年來在逼迫與反對中忠心持守信仰所累積的寶貴洞見，也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大陸教會與海外華人教會之間的神學鴻溝——前者的「十字架神學」在親身經歷中淬鍊而成；後者則是在截然不同的土壤中發展出來的。因此，為兩者提供一個能彼此交流、讓思想相互激盪並豐富彼此的平台，似乎是一項當務之急，尤其在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基督徒加入全球華人教會行列之際。 在這兩個群體（年輕的華人基督徒領袖與中國基督徒）之中，不乏位於全球宣教最前線、富創新精神且勇敢的僕人。作為一個致力於動員華人的宣教運動，華福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全然擁抱這兩股力量。 合一的代價 「和好」是貫穿整個大會的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施達基金會（Cedar Fund）的馮韻兒博士提到，當「萬物與上帝和好，萬物都被更新」時，便能找到真正的平安（Shalom）。多中心領導領域（Polycentric Leadership）的先驅、國際神學院的葉仁愛教授則談到在種族、階級、性別與年齡上實現和好的必要性。馬鞍峰教會的華理克牧師（Rev. Rick Warren）指出，缺乏合一正是大使命尚未完成的原因，並呼籲與會者追求合一、視合一為普世宣教的關鍵。 要真正擁抱未來，而非僅止於展望，需要在敬仰歷史及過往傳統的同時，不被其所束縛。而這不只需要新領袖與新思維；面對華人教會深深根植於組織結構與教會關係階級中的強大文化慣性，單靠這兩者仍不足以帶來改變。香港Island ECC教會的吳錦波牧師（Albert…
傅邦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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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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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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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再度舉行的華福大會，為華人教會帶來哪些啟發？Jeanne Wu 從「整全、成全、完全」三個面向，反思整全宣教、世代交棒與普世宣教的使命，並看見這場聚會所成就的「一件美事」。
思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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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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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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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對許多身處中國，或生活在世界各地華人群體中的 ChinaSource 讀者而言，Kelly Carlson 一家所面對的教育環境可能與自己的處境相當不同。他們可以在公立學校、基督教學校與在家教育之間選擇，也能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取得專業的教育資源。這些選擇和條件，並不是每個家庭、每個地方都具備的。 我們刊登這個故事，不是要提供一套可以直接複製的教育模式，而是想呈現一個家庭如何隨著孩子和處境的改變，一年一年、一個孩子一個孩子地重新思考教育的選擇。而這些選擇背後，其實也有一些不同處境中的基督徒父母都可能面對的問題：誰、以及什麼正在塑造我們的孩子？眼前這一個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我們又如何理解上帝託付給父母的責任？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都是上帝獨特的創造，也各自有上帝所賜的使命與目的。身為父母，我們蒙受「帶領及指導孩子」這份禮物與責任，而這也包含了教育方式的選擇。《箴言》22:6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我和我丈夫從未接受過在家教育。高中時，曾有一段短暫的時間，因為覺得這個世界的影響和負面能量實在太強，我曾央求媽媽讓我在家接受教育。我們家似乎因著父親的工作和家庭狀況而經常搬家。我認為自己如今很能適應各種不同生活、文化和人際關係情境，部分要歸功於這段經歷。媽媽對我們姊妹的教育方式，是每年根據每個孩子的個別情況來判斷什麼樣的安排對我們最好。她並不覺得自己被「綁定」在某一種選擇上；而我也能感受到，她一直很留意我們這些正在成長中的孩子的需要。除了七年級那一年之外，我主要就讀於公立學校。光是在三年級那一年，我就讀過三所不同學校——其中兩次是因為搬家，另一次則是因為那所規模很小的基督教學校並不適合我。在整個小學、國中和高中階段，我總共讀過大約十二所不同的學校。我後來進入一所基督教大學，也很享受上帝一路帶領我走過的家庭與職涯道路。 我與丈夫有四個孩子，全部都是領養來的。年紀最大的兩個孩子是雙胞胎，是在美國國內領養的；最小的兩個則是從中國領養而來。我們最大的兩個孩子（他們現在26歲且皆結婚）從三年級直到十二年級都就讀於我當時任教的基督教學校。我們那時偶爾還會在學校遇到彼此。對我來說，最美好的時光莫過於他們在我教的五年級語文與歷史課上的時候。他們後來都就讀於基督教大學，一個獲得數位設計學位，另一個則取得社會工作學位。 我最小的兩個孩子——現在分別是13歲和14歲——則走了不同的路。我女兒從幼兒園到二年級也就讀於我任教的基督教學校；而我的兒子是盲人，基督教學校表示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持我兒子的需求，因此兒子就讀於地方的公立學校，那裡能提供協助他視覺及行動能力的相關服務。接著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我和丈夫決定重新評估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孩子們的教育方式。 新冠疫情讓每個人都回到了家裡，包括當時正在上大學的兩個兒子。家裡一下子變得熱鬧非凡（我一直很喜歡這樣），我和丈夫決定，我們不僅有能力承擔教育孩子的責任，同時這也是我們想做的事。我們喜歡全家人有更多時間聚在一起，喜歡早晨不必匆忙地趕著出門，也享受更多共同用餐的時光。我們很珍惜每天生活中那些可以指出上帝作為的時刻，按著上帝的道教導孩子、一起歡笑，在他們經歷小學和國中的階段時與他們建立更深的連結與關係，並維持暢通的溝通管道。 在家教育的挑戰之一在於結交朋友——於是我們加入地方的自學共學團體/社群，參加各種學習活動；我也為在家教育的孩子們規劃校外教學、活動和多元學習課程，幫助大家建立群體與人際連結。 以下是我學到的一些事： 在家教育是可行的。在家教育的每個階段都有各種線上和實體資源可供協助。人也是寶貴的資源——尋找身邊那些在家教育做得很好的人，他們不僅能成為你的鼓勵，也是珍貴的資訊寶庫。在某些情況下，就像我們家一樣，有時會有特殊需求考量。以我的兒子為例，我們在當地找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專業老師，她受過點字教學和行動能力訓練，每週都會來我們家授課。 在家教育符合聖經的教導。我們是在牧養孩子的心，引領他們認識自己和上帝。 在家教育不必追求完美（我們也是一邊摸索、一邊學習，並在需要的時候調整）。你選擇在家教育孩子的方式，可以和其他任何家庭截然不同——不需要一模一樣，因為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而生活中處處是新的學習契機。 在家教育讓我們能引導孩子發展他們的恩賜。身為在家教育的父母，我們通常能投入更多時間和資源，幫助孩子在特定領域中發展。我的兒子非常熱愛音樂，過去三年裡他學了爵士鼓、小提琴和鋼琴；我的女兒則非常熱愛閱讀，她不僅花大量時間讀書，還開始寫短篇小說。 在家教育帶來了全新的冒險。由於不受實體學校行事曆的限制，我們能更頻繁地出門旅行、探索周遭的世界，甚至當天往返的一日遊也完全可行。打破傳統思維的感覺非常有趣！我最喜歡的一段回憶，是陪丈夫出差，而那趟工作之旅恰好是一趟為期兩週、探索西加勒比海與東加勒比海的郵輪之旅。我們非常喜歡在每個港口停留，體驗一個又一個新的國家，對比它們與上一個國家的不同之處，欣賞各地獨特的音樂、景觀與建築，並與當地文化中的人們交流互動。 在家教育讓孩子能探索自己熱愛的事物，以及勇於嘗試挑戰自我極限的新事物。上個禮拜，我們和其他幾個在家教育家庭一起去了攀岩館。我那看不見的兒子雖然害怕、不確定自己是否做得到，仍不斷鼓起勇氣往更高處攀爬。他從中獲得了成就感與自信；與此同時，其他孩子和家長也很享受在下面仰頭為他大聲加油打氣的時刻。 找到彼此扶持的群體至關重要。你不能、也不該孤軍奮戰——我們都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我們的孩子也是這身體的一部分，在上帝國度的生命與工作中有自己的角色。 我們的孩子有能力成就令人驚嘆的事。《提摩太前書》4:12勉勵年輕人，不要因為年輕就讓人小看自己，「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而身為父母，我們的職責是在孩子持續成長、跟隨基督、探索上帝創造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旅程中帶領及引導他們，並與他們一同歡慶。 在家教育是一份特權。能擁有時間和洞察力去帶領及牧養孩子們的心，是無可取代的珍貴禮物。願我們忠心地善管上帝託付給我們的這份責任。
潘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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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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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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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第十屆華福大會，我來到了砂拉越古晉。 在來之前，對於這座常被為稱為「貓城」(Kuching音同馬來文的貓 Kucing) 的東馬城市，我僅有的概念是統計數據上「超過 30% 的基督徒比例」，以及「這裡大多是衛理公會（Methodist）的天下」的刻板印象。然而，短短幾天的親身經歷，不僅打破了我對當地宗派結構的刻板印象，更透過幾趟看似偶然的 Grab 旅程與牧者對談，讓我看見了古晉這座城市，也彷彿看見了整個華人教會圈子的一個縮影。 一、 打破印象：車廂裡的信仰光譜 這趟行程的奇妙，是從搭乘 Grab 開始的。週六一整天在古晉搭車，簡直像是在抽「主內福袋」： 第一位載到我們的華人姊妹，車上放著英文詩歌，一聊才知道她在歷史悠久的聖公會（Anglican）英文堂聚會，也讓我初步感受到東馬極具特色的多元語言與傳統宗派底蘊；下一位司機弟兄，則是當地蒙福教會的會友。該教會的林義忠牧師曾創作台語名曲《來信耶穌真正好》。這位弟兄熱情且充滿活力。 當這位蒙福教會的弟兄得知我們是遠道而來參加華福大會的同工，他熱情地邀我們去他們教會看看，甚至豪爽地拍胸脯說：「明天早上，我免費接送你們去！」 本以為這只是一句客套話，沒想到隔天一早，這位弟兄不僅真的準時出現，先化身在地嚮導，載著要去蒙福教會聚會的伙伴，先帶大家大啖最道地的古晉在地早餐！這高達 30% 的基督徒比例，瞬間從紙上的數據，變成了方向盤上的服事與餐桌上熱騰騰的人情味。 二、 近距離的觀察：小小古晉，華人教會的縮影 隨著大會日程推進，我在古晉的觀察也從「熱情的接待」深入到「華人教會生態的實態」： 1. 在不同生命階段尋找屬靈的家 在古晉，我也留意到一些肢體在不同教會之間尋找合適屬靈家園的歷程。那位在聖公會英文堂聚會的華人姊妹，以及蒙福教會的司機弟兄，都經歷過自己的聚會轉折。 大會行程之餘，我也另外拜訪了一位目前在台灣讀書、在我所屬教會聚會，並趁暑假返回古晉的學生。交談之後才知道，他在少年時期也曾由母親帶著，從原本的宗派轉去另一個教會聚會。 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不論身處何地，信徒在不同生命階段，對敬拜型態、教會群體與牧養方式的需要都可能有所改變。如何理解並陪伴這些流動中的信徒，也是許多華人教會共同面臨的真實生態。 2. 宗派間微妙的張力與接納 另一方面，當我提起這幾天接觸不同教會的經歷時，也開始感受到，在地同工對某些教會和事工路線可能有著不同看法。 大會用餐時，我隨意坐到一桌，席間恰好有幾位來自東馬的青年牧者。原本大家聊得很熱絡，我好奇地提出疑問：「很可惜這次華福大會沒有看到某間教會的代表，是什麼原因呢？」 餐桌突然安靜下來。沒有人接話，話題也很快轉開。 在另一個場合，我私下請教了一位長期服事東馬青年的牧者。他給了一段極有智慧的答覆： 每個教會都有自己的特色，要彼此接納差異真的很不容易。教會有教會的問題要面對，會友也有會友的問題。但只要大家不離開信仰，無論什麼宗派，都不是大問題。 這段話令我深思。事實上，類似的張力在世界各地的教會生態都不罕見。在大會場合高唱「合一」很容易，但回到真實的地方教會處境，宗派傳統、敬拜形式和事工路線的差異，都需要我們以更大的體諒和謙卑來面對。 學習在持守真理的同時接納差異，或許是整個華人教會需要不斷操練的功課。 三、…
Rex K.H.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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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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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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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編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暫譯：兩個中國的故事），內容取材於他在中國大陸生活及進行民族誌研究的十五年經歷。第一篇反思「中國」這個單一概念下常被掩蓋的多樣性；第二篇則記述他在甘肅保安族群體中的田野調查。在本篇中，巴蒂進一步深入甘南的藏族草原。透過家庭生活、飲食、語言、宗教，以及一段意外憶起的早期基督教存在的記憶，這篇摘錄文再次帶領我們一窺那些使「中國」這幅圖像比想像中複雜、遠非單一樣貌的文化世界。 2016年夏天，我的韓國朋友兼博士班同學昌敏邀請我前往甘肅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那裡也是他學術研究的重點區域。我們從整潔卻平淡無奇的州府出發，搭了幾個小時的巴士，深入草原，來到偏遠的瑪曲縣。瑪曲這個名字源自藏語「黃河」之意，而縣城就坐落在黃河第一個大轉彎處。抵達縣城後，我們受到昌敏的學生聯絡人羅桑接待。他先盛情款待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火鍋，接著開車帶我們上到當地的寺院。城裡較為虔誠的居民正全神貫注地觀看戴著面具的僧侶進行宗教儀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似乎同樣滿足於把這一天當作假日，在寺院周圍的草地上享受野餐。最後，我們啟程前往羅桑的家，一路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顛簸了四個小時。沿途經過正在吃草的犛牛和馬匹，並一路沿著蜿蜒的河流前行。清澈的河水映照著低垂的雲朵，形成宛如鏡面般的絕美倒影。 天下黃河貴德清 這句名言所指的是下游更遠處的一個縣，出自一位前來造訪的官員之口。在中國，這種由地方官員親口說出的話，幾乎就是對一個「眾所周知的真理」最終極的認證；但這句話其實同樣可以用來形容瑪曲，或黃河上游的任何其他地區。在青藏高原邊緣的這片高地上，河水清澈純淨、自由奔流，與下游充滿泥沙的洪流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黃河一路蜿蜒三千英里，最終流入渤海。 我們終於與大河告別，駛入一望無際的純草原。途中，我們經過一個獨自站在山坡上的男孩，看起來頂多八歲，正看守著山坡另一側的一群氂牛。小路最終帶著我們沿斜坡向上，來到羅桑的家：一座單間土培小屋，旁邊搭著一頂以氂牛皮製成的遊牧民族「黑帳篷」。不遠處還搭著另一頂較小、較為傳統的帳篷，原來是為昌敏和我準備的。我們面前的地面緩緩向下傾斜，通往下面的山谷；羅桑家族有大約一百四十頭氂牛和綿羊、兩頭棕色黃牛，以及幾匹藏馬，悠然散落在山谷間覓食。在黑帳篷的鐵爐旁，羅桑的嫂子為我們做了一頓由米飯和羊肉組成的晚餐。飽餐一頓後，我們回到自己的帳篷準備休息。然而即使在甘肅酷熱的夏季，穿上厚重的禦寒衣物及蓋著兩條毛毯，仍難抵海拔3500公尺高原驟降的氣溫。 第二天清晨，我們仍在黑帳篷裡休息時，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呼喊，說有三隻流浪藏獒闖入了牧場，正在咬殺綿羊。幾名年輕的家族成員聞聲衝下山坡驅趕它們。然而為時已晚，其中一隻羊已經被咬死；但我們隨後幾餐的主菜也因此而定。羅桑、他的表哥和叔叔立刻著手處理那隻死去的羊；另一方面，羅桑的弟弟扎西則專心處理自己手邊的任務。扎西是個頗有型的牧民，留著及肩長髮；他正在修理用於驅動水井水泵的發電機；修好後，他順利為牛槽加滿了水。一整天之中，男人們輪流看守牛群和羊群，熟練地騎著藏馬或摩托車穿梭於山谷之中。到了傍晚，紮西的妻子（一位精通畜牧與烹飪的能幹女性）將隔天早上要擠奶的母氂牛一一繫好，並俐落地把幼崽與母牛隔開過夜，不顧母牛們的各種抗議哞叫聲。 到了晚餐時間，羊肉連同用小腸製成香腸的內臟都已準備就緒。幸好當時的我還沒有想到吃下被流浪犬攻擊致死的動物可能會有什麼問題；我想昌敏大概也沒有多想。若我們當時衛生意識太強，這頓飯恐怕會陷入尷尬的局面。但實際上，我倆毫無顧忌地大快朵頤，而且完全按照真正的遊牧民族方式吃飯：沒有餐盤，也沒有任何多餘的講究，就是一手拿著一大塊肉，另一手握著短柄刀。除了羊肉和氂牛肉之外，這一帶最主要的主食，是以烘焙過的高原大麥製成的糌粑（tsampa）；人們食用時會用手將糌粑與茶和氂牛奶油揉捏混合；我們第二天早晨也體驗了這一過程。這時，羅桑的父親登場了。他性格溫和卻頗有威嚴，臉龐因多年在高原上勞作而飽經風霜。他滔滔不絕地稱讚糌粑的健康益處，還說糌粑是達賴喇嘛每天早餐的首選。不過，這一切都是透過羅桑的翻譯傳達給我們的，因為他的父親和弟弟扎西都不會說中文——這在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是愈來愈罕見的現象。但至少在此時此刻，我們欣然滿足於這片廣袤土地偏遠一隅依然保留著的——就各種實際意義而言——藏族風情。 在草原上享受了幾天田園詩般的夏日生活後，我們準備回到縣城，參加備受期待的年度賽馬節。雖然羅桑這幾天平穩地開著車載我們在上山跑，但我們這時才知道他其實沒有駕照；他擔心交通警察會在賽馬節期間大舉出動，抽查駛入城內的車輛。我主動提出由我來開，但我沒帶著中國的駕照，按當地法律這樣仍屬於違規。昌敏倒是隨身帶著駕照，但他沒有信心開車，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在一般道路上開過車了，更別說這種泥土小路。我們斟酌了一陣子，思考究竟要冒著被逮捕還是發生車禍的風險，羅桑最終同意還是由他來開車。為了在天黑後才進城，我們一直拖到傍晚時分才出發。再加上大陸司機慣用的招數——和對向駛來的車主打聽前方的抽查情況——我們一路順利地抵達目的地。由於多數旅館早已客滿，我們最終找到一家便宜但寬敞的青年旅舍。與羅桑以及一同進城的扎西在外面吃完晚餐後，我們便在此安頓下來。 隔天早上，當我們抵達比賽場地時，我對「藏族牧民自由馳騁於草原上」的那種多少有些天真的想像，立刻就被現實打臉了。眼前是一座正式的賽馬場，設有馬匹的起跑閘位、開幕典禮，以及政府官員一如往常發表的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族團結」的演講。然而，這些絲毫沒有減損觀眾的熱情。觀眾擠滿了看台兩側的草坡，為騎手們加油吶喊：有留著辮子、搖著轉經筒的白髮老婦；有穿著長袖T恤、佩戴珠串項鍊並抱著孩子的母親；也有身著時髦西裝的年輕人。儘管官方儀式相當正式，藏族特色也依然展露無遺。有些騎手甚至不使用馬鞍，直接騎在馬上；負責頒獎等儀式的人員則身著優雅而彼此相配的男女藏袍（chuba）。最後，雖然也有一些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參賽者，但拔得頭籌的仍是來自高原地區的騎手。在兩千公尺決賽時，昌敏和我ㄧ人花了五十元，從草坡移到看台上觀看。來自青海循化縣的騎手包攬了第一名和第三名，冠軍僅以微弱優勢險勝來自拉薩的組合。 我的藏區之行幾天後在風景如畫的郎木寺鎮劃上了句號。這座小鎮坐落在甘肅與四川兩省交界處，海拔3300公尺，兩側各有一座金頂閃耀的寺院，背景則是巍峨壯麗的群山。我系上的一位教授自作主張推薦我參與一部紀錄片系列的第一集。這部系列紀錄片沿著白龍江展開，而白龍江的源頭就在小鎮西邊不遠處。在節目中，我扮演一名尋找羅伯特·埃克沃爾（Robert Ekvall）遺跡的遊客。埃克沃爾是一位1930至1940年代活躍於此地的美國宣教士，對這一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並在當地創辦了一所學校。拍攝過程中，我有幸訪問一位年長的藏族婦女。她還記得自己年幼時曾見過埃克沃爾。然而，即使事隔多年，她坦率的回憶還是讓我略感吃驚，其中似乎沒有任何對往昔歲月的懷舊之情。她直截了當地說，人們尊敬這個人，但並不接受他的基督教。她接著強調，由於宗教因素，當時有些孩子甚至被禁止去他的學校上課。無論如何，後來我便與導演團隊失去了聯絡，也不知道她的話或我的角色最後有沒有出現在節目中。當然，除了幾年前在蘭州參加一場表演，我曾穿著藏族服飾接受一次簡短的訪問之外，那大概就是我在中國電視圈全部的演藝生涯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趟旅程卻成了一個起點。因為在那之前，我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保安族及當地其他穆斯林群體上。然而，第二年，當我有機會為一本關於青海和甘肅藏區的歐洲出版物撰寫章節時，我決定擴大研究範圍，將熱貢地區的佛教群體也納入其中。大約一個半世紀前，保安族人遷徙離開熱貢時，這個佛教群體便留在了原地。於是，我跨出了從穆斯林世界走進藏族世界的一大步。
Hugh Batt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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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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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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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上傳頌著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故事。 這個遙遠的故事，對我來說其實沒有那麼遙遠，因為我正是他的後代。可是，這個故事又離我非常遠。那看似很有分量的名字，對我來說，很長一段時間只是族譜裡的幾個字。 當然，我有時也會覺得自豪。畢竟，他是歷史上的名人。不過，這個頭銜和我的真實生活其實沒有太多聯結。大多時候，它比較像是一個自我介紹時可以拿來說的有趣背景。 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很新奇地對我說：「天啊，你是歷史人物的後代，但你現在也是第四代基督徒耶！福音的工作好奇妙！」 這句無心的話，讓我開始認真思想自己的生命軌跡。那條看似遙遠、似乎與耶穌基督毫無交集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家族的敘事線，是怎樣被神的救恩觸及？福音又是怎樣進入我的家族，穿過幾代人的故事，最後來到我的生命裡？ 真正塑造我生命的，並不是歷史名門的光環，而是一段更隱微、也更深刻的信仰傳承。 幾代以前，我的家族在天津一帶因為接觸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女宣教士而認識基督；幾代之後，我自己也在破碎與恢復中，走向與媒體、廣播和福音事工相關的使命。 一位加拿大女宣教士 我家最早信主的是我的老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的媽媽。我從來沒有見過她，但全家人都知道她的故事。 當時老奶奶的先生在海關工作，應該是在天津一帶，因此比較容易接觸到外國人。後來有機會接待了一位宣教士，基督信仰就這樣進入了我們家。姑姑和叔叔都說，那位宣教士是從加拿大來的「畢小姐」。 關於這位畢小姐，我們知道得不多。她屬於哪一個差會，在哪一間教會服事，這些細節如今已經不可考。可是她留下的影響卻非常深遠。 家族裡，細細碎碎地留下了信仰的痕跡。我的奶奶在那個年代竟然能夠受教育，讀到蕪湖女中。那時候女性普遍受教育的機會並不多，這對我來說很有意義。我的大伯、爸爸、叔叔也都有英文名字，而且都是聖經人物的名字：大伯叫大衛，爸爸叫保羅，叔叔叫雅各。後來大伯甚至直接把他的中文名字正式改成范大衛。叔叔和姑姑也都曾就讀基督教學校。 長輩還說，小時候他們看過老奶奶讀的聖經，是一本「大字道林紙」的聖經。那本聖經很有歷史意義，可惜當年大家沒有紀錄保存的概念，老奶奶過世時，那本聖經也一起入棺了。 我想到這些，心裡常常覺得很奇妙。一位我們後來已經無法完整追溯背景的女宣教士，只是在某個時代、某個地方，忠心地把福音帶到一個家庭中。誰能想像，幾代之後，這個家庭裡會有一個後代，透過廣播與媒體事工，繼續參與福音的傳遞？ 在信仰家庭裡，卻沒有真正認識神 雖然我爸爸那邊可以說是第三代基督徒，但在我爸爸成長的過程中，他並沒有穩定地扎根在教會裡。反而是我媽媽那邊，因為小時候住在教會旁邊，常常去教會領東西吃，因此接觸到信仰。長大之後，因為我爸爸外遇並另有家庭，媽媽再次回到神面前，也因此把信仰真正傳承給我們。 從小我就跟著媽媽去教會。我知道基督徒的孩子應該要做一個乖小孩，也知道要敬拜神。可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其實沒有和神建立真實的關係。 父親的缺席對我影響很深。從國中開始，我就很渴望從感情關係中得到愛，也開始過著雙面人的生活。那時候，我很早就在感情裡尋找被愛、被保護和被肯定的感覺，也在一些關係中越過了身體和情感的界線。 外表上，我仍然跟著去教會、服事，甚至看起來很樂觀、熱心；但我自己知道，內心深處有很多羞愧、破碎，和不敢讓人知道的部分。 那種狀態很痛苦。你知道自己一邊相信神，一邊卻在感情和身體界線上不斷受傷、跌倒，又覺得無力改變。你對神覺得羞愧，對自己也想放棄。尤其是對婚姻和感情的憧憬，幾乎完全破碎。我覺得自己既然得罪了神，就不配得到最好的。 可是現在回頭看，我也看見神的手一直在我的生命中。 高中時，我曾和最好的朋友吵架。那時候我很不想待在班上，只要有校內校外的比賽，我通通都報名參加。後來因為即席演講得名，我開始每天中午接受培訓。一開始，我只是想逃離教室，沒想到多年之後回頭看，我發現自己的口才、思考脈絡和臨場反應，都是在那個時候被訓練出來的。 神也透過很具體的方式回應我的禱告。有一次，我剛開始接受即席演講訓練一個月，就要代表學校去比賽。其實我幾乎沒有練習過什麼題目。進預備室時，老師和我最後演練了一題：「我對社團活動的看法」，也給了我很多建議和修正。接著我走去抽籤時，就禱告說：「主啊，我不求第一名，但拜託你讓我抽到一個我知道怎麼說的題目。我不想呆呆地站在台上五分鐘。」 結果我一抽，題目竟然就是剛剛才練過的「我對社團活動的看法」。那次比賽毫無懸念地拿了第一名，老師也傻眼，覺得我的運氣怎麼那麼好。…
Fan Wen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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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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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繁 • En
In mid-July 2026, 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and pastors from various denominational backgrou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 South Korea, Singapore, Malaysia, Taiwan, and Hong Kong gathered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for the three-day Third Public Theology Conference.
孫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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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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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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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古晉落幕。作為一位幾乎全程參與的與會者，我帶著許多祝福、驚喜與滿足離開。幾天之中，我聽見扎實的信息，也與來自不同國家、宗派、世代與服事背景的牧者和教會領袖相遇。對我而言，這不只是一連串聚會，更是一個讓全球華人教會重新相遇、彼此辨認和連結的場域。 大會以「時代聆聽，與神共創」為主題，期待創造「聆聽、對話、更新」的空間，並透過跨世代、跨地域與跨宗派的交流，推動全球華人教會同行。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我的觀察，我會說：本屆華福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它說了什麼，而是它正在嘗試換一種說話、領導、傳遞信息和理解下一代的方式。 這種轉型並非突然發生。五年前，華福將總幹事的責任交給當時剛過四十歲的董家驊牧師，已傳遞出世代交棒與組織更新的信息。此後，他也透過《使命門徒》Podcast，持續邀請跨代、跨界的華人教會領袖對話。本屆大會可視為這項長期操練的延伸；神學語言、講台結構、青年參與和數位媒介的變化，則是轉型的具體展開。 然而，每次轉型都伴隨張力。有些改變已經開始，人們卻尚未理解其背後的敘事；有些願景已被提出，實踐卻未跟上。因此，我關心的不只是華福改變了什麼，也包括人們如何理解這些改變，以及這些願景如何成為教會共同的實踐。以下是我的幾點觀察與思考。 一、宏大敘事，如何走向處境實踐？ 本屆大會以「國度福音」「整全使命」與「華人教會」為三大核心主軸，都是宏大的神學題目。為了寫這篇文章，我特意回看上一屆華福大會的信息；兩屆對照之下，華福神學語言的變化更加清楚。 從門徒更新到處境參與 上一屆以「改變為基督」（Radical Disciples of Christ）為核心，承接斯托得晚年著作《世界在等待的門徒》（The Radical Disciple）所強調的「徹底更新」（Radical）。曾金發牧師以四堂釋經信息指出：門徒訓練是差傳的根基，目標不只是培養事工人才，而是使信徒更像基督。上一屆首先追問：信徒是否願意被福音徹底改變？ 到了這一屆，關注的問題進一步延伸為：被福音更新的群體，如何在具體處境中活出並表達福音？如果說上一屆較多呈現斯托得式的門徒語言，這一屆所呈現的處境化、公共神學與文化參與等關懷，也容易讓人聯想到提姆·凱勒一脈的福音派神學語言，以及在時代中重新尋找福音的表達方式。 這兩種神學語言並不衝突。沒有生命根基上的更新，處境化容易流於形式；缺乏對文化與公共處境的敏銳，門徒委身也可能停留在個人靈修與教會內部。兩屆關鍵詞的轉換，是一個值得記錄的信號：華福在延續洛桑傳統的同時，正摸索更具公共性與處境意識的福音派表達。 然而，這種神學抱負也增加了講台信息的難度。三個主軸本身抽象而複雜，講員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同時處理經文、神學論述、文化處境與實際應用，還要面對來自不同地區、宗派與神學傳統的聽眾，在不抹平彼此差異的情況下，說出共同領受的信息，因此很容易將信息高度濃縮為一連串命題與宣告。從現場來看，神學方向清楚，宣告也相當有力，但處境的展開與實踐路徑相對有限。 解決方法並不是放棄宏大敘事。華福仍然堅持談福音、國度與教會，本身就是一種值得尊重的神學信念，也讓分散在不同國家與文化中的華人教會，能在共同的神學圖景中看見彼此的關聯。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宏大的神學敘事落地？ 讓宏大敘事由故事承載 本屆大會已作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嘗試：釋經講道之後，安排較具實踐取向的主題信息，再由主持人帶領圓桌討論與訪談；各類專題工作坊（Xplore 360）和交流小組（Affinity Group），也讓參加者從各自的處境提出問題。其中，公共神學工作坊以戲劇與對話呈現抽象議題，成為深奧神學進入具體經驗的一座橋梁。 題目越是宏大，就越需要細緻的故事承載；概念越是抽象，也越需要透過真實生命、地方教會案例與可實踐的行動落地。本屆大會並非沒有動人的故事：宣教士的生命見證、職場信徒前往烏克蘭服事的經歷，以及音樂劇所呈現的彭蒙惠故事，都令人感動；只是這些故事較多出現在見證與藝術呈現的環節，尚未充分進入主題信息的神學論述。因此，如何讓宏大的神學語言與具體教會經驗彼此連結，仍是華福下一階段需要探索的課題。 一場大會無法完成從神學命題到教會實踐的全部轉化。它更像提出議題、建立共同語言與開啟對話的起點。關鍵在於，這些宏大敘事能否在會後透過研討、培訓、地方教會實踐與數位媒體（如《使命門徒》Podcast）持續深化，並在不同處境中被檢驗和轉化。 二、從「講員中心」走向「講台共同體」…
Daod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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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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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reminded that if the tree wants to bear fruit in season, it must stay by the streams of water.
Jolene Ki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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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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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國中榮耀上帝的使命，根基在於關係。 在本系列的第二篇文裡，我們探討了基督吩咐門徒「常在祂裡面」的命令，好叫他們結出果子，從而榮耀父神。耶穌在《約翰福音》17章記載的〈大祭司的禱告〉裡繼續闡述關於「關係」的主題，並為所有門徒禱告：「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祢父在我裡面，我在祢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來。」（約17:21） 正如基督徒生命的屬靈果子源於他們與基督的關係；同樣地，基督徒生命的「有效見證」也源自他們與基督以及彼此的關係。基督徒與三一上帝持續連結、因著住在祂裡面的關係所結出的果子，就是他們在基督裡與彼此連結所形成的合一關係。使萬民作門徒的大使命，與這個終末性的目的密不可分：「我在他們裡面，祢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祢差了我來，也知道祢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17:23）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約17:22）這句話指出，就像父與子之間的關係一樣，基督徒之間的關係也應以共享的「愛的生命」為特徵；這種愛無私地為對方付出，如同基督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一樣。耶穌從父所領受的榮耀，並非為了高舉任何一個人或群體，而是要轉化門徒彼此的關係，使他們能效法聖子與聖父的關係，好叫世人藉著他們的合一，認識耶穌是什麼樣的神。 斯托得（John Stott）在《洛桑信約註釋》（Commentary on the Lausanne Covenant）中寫道：「我們所傳的信息是愛與和平的信息，但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活在愛與和平之中，我們的信息總會顯得空洞無力（約翰福音13:35；17:21）。因此，我們的合一能夠堅固我們的見證，正如我們的分裂會削弱我們所傳的和好的福音。」 不可或缺的彼此相顧 宣教工場上的「合作」作為這種合一的展現，並非為了行事更方便，而是在宣告我們在基督裡的身分。來自不同機構或教會的人選擇一起同工，確實可能完成更多事。透過共享資源與分工，讓每個人在各自最擅長的領域服事，能使同工們攜手完成比各自單打獨鬥時更多的事。然而，與他人合作往往也會讓事情變得更複雜，尤其是在涉及文化與語言差異的情況下。許多時候，由單一個機構獨自工作反而能完成更多事且更有效率。因此，若僅為了「潛在的實用價值」而追求合一，遠遠無法達到耶穌這段禱告所求的。 合一也不應與「一致化」混為一談。在三一上帝的合一中，父、子、聖靈皆保持著各自的獨特性，但祂們仍為一體。保羅在《羅馬書》12章清楚指出，多樣性是基督身體不可或缺的一環。基督在祂的身體（即教會）中設計了「彼此相顧」的特徵，使祂的門徒必須彼此同工才能成就祂的旨意。耶穌所說的「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也在保羅的話語中迴響：「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上帝創造並設計祂的門徒們需要彼此，而他們也在這份彼此相顧中彰顯上帝的榮耀。 對團隊與機構而言，要活出這種彼此相顧的關係，需要清楚瞭解自己能為基督身體的共同事工獨特地貢獻什麼。門徒必須根據保羅在《羅馬書》12:3的教導，審慎地評估上帝託付給他們、讓他們用於服事群體的恩賜及資源是什麼。門徒尊重上帝設下的界線，不為了試圖包辦一切而承擔超過自身能力的重擔，也不會把基督身體的其他部分看作是「用來壯大自己產能」的工具或人才。相反地，他們珍視彼此互補的關係，在彼此的優勢上ㄧ同建造、補足各自有限之處。Ji Yajie以足球比賽作為比喻，生動地闡述在創啟地區服事時，採取這種姿態的必要性及果效。 為了合一而追求合一，同樣偏離了基督對教會的設計。強迫維持的合一，或為了展現和睦合一而例行公事般舉辦的活動，只會掩蓋分歧，製造合一的假象，忽略了那些阻礙聖靈施行修復工作的深層裂痕。若要實現真正的合一，這些問題必須被帶到光中，以禱告和謙卑的態度面對及處理 追求合一 活出自己在基督裡的身分，意味著採取一套以神國為焦點的行動，其方向遠遠超越任何單一團隊、教會或機構的利益。這種神國思維有幾項重要特質，包括顧念基督身體中其他肢體的需要、慷慨分享的心，以及渴望看見他人成功。這些特質對整體事工具有催化性的影響。 保羅在寫信給腓立比教會的信中勸勉他們：「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書2:3-4）看顧別人，意味著我們的眼光不只停留在自己的事工計畫，而是看見上帝如何透過他人動工的宏觀藍圖。當個別同工珍視無論機構內或外的同工身上無限多樣的恩賜、呼召與特質，並致力於為著上帝的榮耀協助發展這些特質時，《約翰福音》17章所說的「彼此相顧」就得以實現。這種彼此相顧也體現在教會及機構看見彼此各自的優勢與獨特資源，並以謙卑的心一同尋求聖靈引導的合作關係中。 這樣的合作關係可能意味著我們需要承認群體中其他人的領導恩賜，並在某些時候、為了某些特定目的，順服他們的權柄；或為了更大的共同目標放下自己所擁有的職位權柄。近年來在宣教圈逐漸受到重視的「多中心領導」（polycentric leadership）概念，在這方面很有幫助。多中心領導承認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恩賜的人都有其恰當且重要的角色；無論宣教夥伴的社會地位、學歷背景、職務權力或資源獲取能力如何，都能彼此協同合作。 擁有神國思維的人會慷慨地與人分享。他們知道上帝的資源無窮無盡，也明白若把上帝託付給自己的資源據為己有，就違背了自己在基督身體中承擔的管家責任。他們會主動尋找祝福他人的方式，不會把自己擁有的獨特人脈、想法、工作流程或工具視為競爭優勢而緊抓不放，反而會思考上帝如何呼召他們將這一切分享出去。 神國思維的特徵之ㄧ，就是渴望看見他人有所成就。正如一句古老諺語所說：「水漲，船高。」具有神國思維的領袖在規劃事工、回應隨之而來的各種機會時，會思考自己的決定如何不僅讓自己的團隊或機構受益，還能如何造福他們所屬的更廣大的群體。這可能意味著重新分配資源，讓每個人手上都有更多可以運用的資源；也可能意味著邀請其他人參與某些情境，使他們能學習、接受裝備，從而承擔更多事工。這樣做有時需要放慢腳步，好讓其他人也能參與其中；有時則可能意味著刻意退居幕後服事，從旁協助促成不同人的連結。這類做法從短期來看或許不符合成本效益，但這種具催化作用的道路，卻可能對事工以及參與其中的人產生轉化性的影響。 「叫世人可以相信」…
傅邦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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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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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leaving Kuala Lumpur, one question stayed with me: were we, throughout the conference, actually spea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when we used the term ‘public theology’?
Arleen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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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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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編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暫譯：兩個中國的故事），內容取材於他在中國大陸生活及進行民族誌研究的十五年經歷。繼第一篇介紹該書試圖超越單一、扁平的中國面貌之後，巴蒂在此篇將焦點轉向他在甘肅保安族群中的田野調查。這段始於尋找研究地點的過程，最終演變成一場交織著審查許可、官僚體制、熱情款待，以及在跨文化接觸中，外來者與在地社群抱持的不同預設的故事。 重返積石山 公車轉過街角，沿著主幹道駛入積石山縣城吹麻灘；儘管四周不斷聳立起嶄新的高樓住宅區，這座小城仍設法保有傳統小鎮的風貌。我的行程此刻已大致到一段落：從蘭州向東南行駛兩個小時抵達臨夏——這座州府城市素有「中國的小麥加」之稱；接著只需再花一個多小時即可到達目的地，因為最近開通的隧道大幅縮短了穿越大山的車程。 積石山的正式名稱為「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因境內居住著三個穆斯林少數民族，使積石山成為該地區較敏感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之一，因而對外國人的管制相對嚴格。幾個月前，在我前往該縣進行為期數天的保安族語言調查後，我行程的消息傳回了蘭州大學的國際學生部門。不久後我便接到電話，要求我解釋為何「未經許可」前往該地——當時的我並不知道，像這樣短暫的行程竟然也需要取得許可。就在那個星期，我巧遇了一位幾年前在前往天水的「外國專家」行程中結識的友善警察，他提議用警車順道載我回學校。他的同事也上了車，我們便聊了起來，對方問了我的名字。「噢，你就是那個沒拿許可就跑去少數民族地區的外國人啊。」這對我的研究生涯來說可不是個好的開端，但好在後續並沒有衍生出什麼大問題。在中國的外國人之間流傳著一句話：「請求原諒比請求許可容易得多」，我發現這通常是個實用的原則。背後的邏輯是：即使某件事情完全合法且過程簡單，但若你試圖先取得官方許可，可能反而會讓掌權者擔心其中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進而拒絕你的申請。但另一方面，如果事情已經做了，你只需要為越過某條界線而道歉，通常就不會有人再多說什麼；因為相關主管部門也不希望讓外界過度注意到任何發生在自己管轄範圍內的問題。 官僚體制迷宮 無論如何，幾週後的2013年春季，我又來到了這裡，這次帶著一項任務量更重、也可能更有趣的使命：與當地一個保安族家庭住在一起，進行碩士學位的田野調查。這一次，我帶齊了相關文件，除了蘭州大學核發的標準許可信之外，還包括一封額外需要該縣文化局、教育局和宗教事務局審核蓋章的文件。之所以會多出這道繁瑣的官僚手續，是因為發生了一起打破上述邏輯的例外：我的朋友兼同學查理（已與家人落腳在其中一個村莊）一年前曾在未經官方批准的情況下，自願在當地小學代課一天；警方的回應是收緊相關規定，不僅針對他，也連帶限制其他所有試圖在該縣居住的外國人。 因此，我的第一站是文化局局長的辦公室；查理先前已與他建立良好的關係，而他確實十分大方且樂於相助，也順利為我蓋章。隨後他安排一名助理陪我前往其他幾個局辦理手續，我們首先前往宗教事務局，卻被告知主管們當時正在開會。等了一會兒後，我們決定不再繼續等下去，我便提議先去教育局看看。那裡的負責官員雖然在場，卻拒絕在信上蓋章，要求我先拿到公安局（PSB）以及「Baomiju」的印章；後者是我當時必須查字典才能理解的詞彙，意思是「國家保密局」之類的機構——至於像積石山這樣的小縣城是否真設有這樣的局處，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文化局的那位助理表示不願陪我前往公安局。深知「關係」在中國重要性的我便告訴他，我很確定如果沒有他陪同，我是不可能拿到印章的。於是他建議回頭找文化局老闆尋求建議。局長建議我們放棄繼續跑流程蓋章，直接前往大河家當地的派出所（那是離我即將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城鎮，搭小麵包車過去大約半小時），出示蘭州大學的許可信即可。他的建議奏效了，在地派出所的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沒有人提到還需要取得相關部門的許可。我終於可以前往安排好的住處村落：大墩村，一個講保安語的傳統村落，也是當地聞名的「保安三村」之一。只不過我很快就會發現，事情原來還是沒有那麼簡單。 出乎意料的歡迎——以及一場令人不自在的協商 從大河家搭了約十分鐘的小麵包車，沿著塵土飛揚的小路穿過農田和稀疏的林地，我來到了位於大墩村中心的小學。我跨過小徑，前往事先安排好的寄宿家庭打聽，但由於屋主當時正在翻修房子，我便被轉介到住在前方不遠處的姪子家。到了新的住處，我受到姪媳婦瑪彥（Mayan）的迎接，她帶我前往我的房間。那是一座典型的鄉村四合院，由幾間平房式住宅圍繞著中央的露天庭院而成。我驚訝地發現我的房間看起來很像旅館：硬磚地板上鋪著紅地毯，甚至還配有一台連接著寬頻網路的電腦，這在當時的村莊裡可說是相當罕見。我很快便和這對夫妻八歲的兒子馬彪（Ma Biao）以及他的朋友熟絡起來。兩個孩子對這位新來的「外國叔叔」非常興奮，因為他們認為外國人天生就很會使用科技，能幫他們在電腦上下載一款摩托車遊戲。然而，我顯然沒能成功完成他們期待的任務，這似乎馬上讓我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跌了一截。 過了一會兒，女主人招呼我到主屋吃晚飯，請我坐在他們的「炕」上。炕是一種用磚頭或石頭砌起、底部可以燒火加熱的高台，平時用來用餐、睡覺和社交。我一邊吃著瑪彥準備的麵疙瘩，一邊和她以及她的婆婆聊天，滿足地覺得一切似乎進行得相當順利。過了一會兒，她的丈夫回到家裡。我後來才得知，他恰好在當地警察局裡工作——這算是這趟旅程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了。寒暄了幾句後，我便開口說： 「你叔叔說，我只需要跟你談談房租的事。」 然而事情從這裡開始急轉直下。他先是提到大河家鎮上的旅館價格，接著又說，有寬頻網路的旅館會更加昂貴；而在更遠、規模更大的城鎮上，一間條件不錯的旅館每晚甚至要價288人民幣（以當時的匯率計算約29英鎊）。 「所以，你說說看你覺得價格應該是多少？」 「呃⋯⋯我原本想的是每個月500人民幣（約50英鎊）左右，」我有些尷尬地回答。 這個價格顯然沒有得到對方的認同，我們最後陷入一場既尷尬且出乎意料的討價還價。談判過程中，他堅持每晚不能低於150元人民幣（15英鎊）。從我的角度來看，我明明身處中國鄉間，而且離最近能洗澡的地方得徒步45分鐘；他開出的價格足以讓我在蘭州最好的地段租下一間相當寬敞的公寓。但從他的角度來看，他是在提供一項服務，也希望藉此賺取一些收入。事後回想，我意識到自己的出價確實太低了，因為這筆費用還包含了一日三餐；而從他們的立場來說，讓一個素不相識的外國人二十四小時住在家裡，本身也帶來相當程度的不便。話雖如此，儘管討價還價在中國相當普遍，但九比一的價格落差，確實也顯示出雙方對這件事的認知存在令人尷尬的巨大差異。最後，我很快退回我的「飯店房間」，度過輾轉難眠的ㄧ晚。 當彼此的期待有所衝突 隔天早餐後，我們沿著小徑回去找他的叔叔。當時我已在心中設好自己的談判底線，最多不超過每月1000元人民幣（約100英鎊），不過，最後並沒有進一步談判的必要。我們抵達時，叔叔顯然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立刻開始對我講起過去大學團隊如何經常來他家短暫住宿，獲得熱情招待且支付相當不錯的費用。由於這次也是透過我系上的一位教授牽線安排的，他們以為我的住宿費會由大學或政府負擔。我為這場誤會表達了歉意，並詢問我是否可以在村裡四處看看、尋找其他落腳處，他也同意了。我們最後友好地道別，而我也意識到，整件事情其實可以歸結為雙方期待的不一致。身為外國人，我尋求的是道地、真實的「文化體驗」；但對村民而言，他們更在意的是讓客人得到「舒適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民族誌學者光憑自身的出現，就注定會破壞實驗的純粹性，但在中國，「實驗」本身未必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事是，相關的少數民族或地區能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讓訪客留下正面的印象，同時與相關的主辦或安排機構建立或維持良好的關係。因此，我的接待者原本預想的，是一次短暫而具有教育意義的參訪——我作為貴賓獲得殷勤款待，並支付相應的報酬——但這與我試圖進行的更為真實的民族誌研究方式大相逕庭。 尋找落腳之處…
Hugh Batt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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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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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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