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uel Ling

即将到来的第三波反基督教运动？

当我们多数生活在西方的人，对中国在商业、科技与外交等层面向西方开放感到着迷时，其实在表面之下，正发生着一项微妙却重要的转变。儒家思想，连同佛教与民间宗教，正在复兴之中。若我们以为基督教会在中国持续成长（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教会的成长已开始趋于平缓，在某些领域甚至可能出现下滑），普渡大学的杨凤岗博士指出，对孔子的崇拜正显著上升，而儒家思想也逐渐以 “宗教” 的形态重新浮现： 一场强而有力的社会运动已在中国兴起，致力于将儒家思想复兴为一种宗教。此外，也有人试图推动儒家成为国教。儒家的倡议者、热衷支持者以及较为勉强的支持者，涵盖了学术界学者、大学生、经济与社会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 这可能是真的吗？如果真是如此，西方应当如何回应？ 除了震惊与难以置信外，我们必须向历史学习。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信仰的迷恋，尤其在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期，不应使我们忽略一个事实：这其实是例外而非常态；是罕见的机会窗口，但从历史长流来看，绝不是常态。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对基督教抱持抗拒态度；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两次主要的反基督教浪潮中学到许多重要的教训。 第一波反基督教浪潮发生于同治中兴时期（1862–1874）。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1856–1860）及其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备受屈辱，也暴露出国家极需现代化的现实。当时的皇帝尚年幼，实权掌握在摄政后的慈禧太后手中；她以铁腕统治中国，直到1908年去世。 慈禧太后掌权期间，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开始推动近代化建设，例如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语言学校（设于江南制造局内；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曾一度担任校长，并延揽另一位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前来任教），并透过总理衙门（一个相当初步的 “外交部”）与外国人交涉。然而，慈禧太后及其所倚重的宦官势力却希望 “把时钟往回拨”；她从未信任过外国人。这股反动、排外氛围的高潮，便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外国人遭屠杀事件）。Mary Clabaugh Wright在其著作的书名中，精辟地道出其核心论点：《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中兴，1862–1874》。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士绅（即拥有土地的读书人）与官员（帝国体制下的地方官吏）开始猛烈反对基督教。他们制作并张贴图像化的告示（类似政治漫画），将基督教主教描绘成猪头（利用 “主教/猪教” 的谐音双关），指控传教士所办的孤儿院挖取少女的眼睛以制作西方医药，并将基督教的洗礼误解为淫乱仪式、把圣餐曲解为食人行为。传教士与士绅之间资讯流通的匮乏，是导致这种严重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士绅们往往选在各省省会举行科举考试期间散发这些材料，因为那时不论知识分子或一般百姓都会聚集一处。就我们的讨论而言，这一波反对浪潮的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及其身为地方官的同僚，是站在 “传统中国文化” 的立场上反对基督教的。基督教被视为一种西方的、外来的、野蛮的宗教。当中国文明受到威胁时，儒家、道家、佛家以及民间宗教便以 “中国文化” 之名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这个名为基督教的西方怪物。（参见Paul…

Samuel Ling • 2007年9月24日 • 观点 简 • En • 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