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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ras standing in a group in Africa.

Born to Not Fit In

Through my many travels and encounters, I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non-fitting place is precisely where I am meant to be as a disciple of Jesus among God’s people.

透过一辆泰国红色公车的车窗,可以看见几名坐着低头使用手机的乘客。车窗上有泰文路线标示,玻璃映出街道上的中文字样。

走出中国,走进宣教了吗?

泰国华人事工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跨境流动的增加,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地理位置相近、文化环境相对包容且入境便利的泰国,也成为中国新移民、旅居者、学生家庭及短期访客在亚洲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根据泰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泰国实际居住人口约为7,030万人。 泰国同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华裔社群之一。Minority Rights Group估计,泰国约有900万–1,000万华裔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3%–15%。 因此泰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华人及华裔社群之一。更有约200万–300万人是从中国来泰国持各种签证的人,包括陪读签、养老签、学生签、旅游签和短期免签。泰国大城市的本地教会几乎都已经意识到华人事工的重要性。在泰国的中国人需要有人传福音给他们,泰国教会也需要可以熟练使用中文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牧师来帮助他们牧养中国基督徒。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家庭教会日益高涨的“海外宣教潮”,数量成倍增加的中国牧者和宣教士也跨越国界涌入泰国,将这里视作宣教的第一站或集散中心。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却在泰国工场显现:一方面是极大的福音需求和大量涌入的中国宣教人员;另一方面,泰国华人事工却面临着极深的张力,本地教会的需要依然得不到满足。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教会和牧者在地理上“走出中国”了,但我们真的“走进宣教”了吗?本文旨在以泰国华人教会的现状为切入点,剖析当前中国海外宣教士在泰国所面临的内外张力与群体复杂性。泰国宣教工场表面上的困境,实则是中国家庭教会向普世宣教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缩影。透过这面镜子,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海外宣教若要真正走向成熟,必须在神学认知、国度视野以及属灵健康上完成深刻的内部蜕变。 泰国宣教事工面对的张力 自新教传入泰国已接近200年,但根据2023年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报告的数据,泰国基督徒(包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仅为1.1%–1.2%。 因此泰国迄今为止仍然是宣教输入国。若以泰国华人事工为例,已经有许多的中国牧者和宣教士进入泰国,但泰国华人事工的缺口仍然很大。 首先,泰国人普遍对中国人缺少足够的信任。众所周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量的中国人开始尝试离开中国体验不同的生活环境与文化。因为泰国是一个有包容性的国家,物价比中国低廉,距离中国又比较近,并为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提供短期免签入境安排,使得泰国几乎成为中国人在亚洲的首选国家。 由于无法评估的原因, 泰国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人在泰国的非法行为,例如“灰产”、诈骗、中国逃犯和非法滞留等,这样使得大多数的泰国人对中国人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大量的中国人给泰国经济带来了活力,恨是因为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从事非法活动。所以,笔者听一些泰国人说:“每当我们看到中国人时,我们就在想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的状况对泰国教会也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泰国教会需要中国牧者或宣教士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宣教士缺少足够的信任。根据笔者在曼谷和清迈等地的接触和观察,这种不信任是双方都能感受到的。 其次,在泰国的华人群体流动性很大,包括非基督徒、基督徒、牧师与宣教士。站在牧养的角度,无论是曼谷、清迈还是普吉岛等地的牧者或宣教士,都反映同一个问题:在泰国的中国人群体流动性很大,这让牧师或宣教士们在牧养上有时会产生困惑和不安,在牧养理念和方法上只能采取校园事工的模式。为什么在泰国的中国人群体有很大的流动性?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泰国的中国宣教士群体类型 从中国来泰国的牧师和宣教士群体多种多样。一份文献显示,截至2020年,大约有25–30位在泰服侍。 事实上,因着信仰环境导致的不透明,关于中国教会的任何数据都是有争议的。从当前(2026年9月)来看,从中国来到泰国的牧师与宣教士人数虽然无法统计,但以笔者的观察和了解,其数量已是2020年的若干倍。就如中国人把泰国作为旅行的首选国家一样,中国家庭教会几乎也会把海外宣教的第一站设在泰国,然后在泰国短暂停留之后再去往其它国家;除此之外,全球著名的宣教组织和机构都会把泰国作为在亚洲事工的根据地,宣教士们的会议、培训、辅导、退修或退休等都会选择泰国。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泰国已经成为全球宣教的集散中心。 这些从中国来泰国的牧师与宣教士选择停留在泰国有许多的原因: 以上这些数目庞大的中国牧者和宣教士,都需要一两年时间的适应和调整,才能进入正常的事工状态和生命状态。即使他们费力恢复了状态,他们对于是自己单独做工,还是与泰国教会合作,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人认为,和泰国教会在事工理论、生活文化、语言和信任度上无法达到理想的标准,而选择在泰国单独服侍或选择与其他的中国牧者及宣教士们合作。也有一些人认为,无论哪个国家的宣教事工,都要留给当地教会,这些事工是带不走的,再加上泰国本地的教会也需要帮助,不如选择协助泰国本地教会或与他们合作。 为什么“人很多”,但仍然“缺少人”?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牧师和宣教士已经进入泰国,而泰国的华人群体和本地华人事工的需要仍然得不到满足?这只能说中国教会的宣教浪潮仅仅处在开始阶段,还没有能力满足泰国华人事工的需要。这个阶段的中国海外宣教士和牧者群体还在预备自己,还在储备推动宣教浪潮前进的能量,一旦时机成熟、能量完备,事工的动力与拓展指日可待。 据不完全统计,有3,000至15,000名中国宣教士在全球不同国家事奉。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最高估计是最低估计的五倍,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就此可知,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牧者或宣教士走进了海外禾场,拥有了不错的宣教经验和成果。但这只是中国宣教浪潮中的前浪,若想让中国宣教的浪潮变得更大更久,就需要在现今的储能阶段做好准备工作。中国教会需要正视教会发展中既存的问题,也需要着手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离宣教的中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逆光中,一只手伸向草穗,阳光从手旁透出。

重构宣教

我们是否过度强调某些实践大使命的行动,却忽略了那些较不具体、却同样是我们在世上荣耀神所不可或缺的面向?

A woman sitting at a table near a window and reading a book.

Learning to Be Still

Sometimes another tradition gives us language for something we have encountered in our own lives but have not yet been able to articulate clearly. 

一名亞洲女子在黑暗中使用手機,眉頭深鎖。

不要把 AI 当人

编者按: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但身处不同处境的基督徒如何理解和回应这些问题,并不总能被彼此听见。华源协作刊登本文,是希望将一位华人基督徒作者的思考带入更广泛的基督教对话。作者从自己和一位朋友的真实经历出发,追问的不只是“如何使用 AI”,更是:当一个善于模拟理解与关怀的系统开始进入友谊、牧养关怀和属灵分辨的空间,我们正在与它形成怎样的关系?本文并非对华人教会使用 AI 的全面调查,也不代表华人基督徒对这一议题的共同立场,而是为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提供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起点。 从知己幻觉到属灵幻觉 今年初,我的一位朋友把他过去数周与 AI 的对话记录分享给我。那是数万字的对话,也是很大的信任。他并不是要征求我的认可,倒更像一个人寻到宝以后,忍不住想与朋友分享。 在这些对话中,我看到一个人向 AI 敞开心扉,倾诉人到中年的困扰、疑惑和挣扎,也分享读经、灵修,甚至梦境。他在交谈中屡屡落泪。AI 则始终耐心,及时给予肯定、安慰和鼓励;它仿佛一位知识渊博的神学大师,或一位可信赖的生命导师,帮助他把身体、情感、心灵,乃至潜意识中的片段逐一拼接起来。在 AI 的循循善诱下,一切似乎都有了意义,也孕育着新的转机和可能。 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如此珍惜这段经验。一个人感到自己被完整地看见、被耐心地理解,这种体验非常有力量。但我读完后的第一反应却是:糟糕,他被 AI PUA 了。 我们已经知道 AI 会产生事实性的“幻觉”,也就是一本正经地给出错误或虚构的信息。但这里更令我不安的,是 AI 所表现出的高度“共情”和“迎合”。它带来的不是知识幻觉,而是一种充满情绪价值的体验,我暂且称之为“知己幻觉”。这不是说系统有意欺骗人,而是说,在能力和关系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它可能产生近似情感操控的效果。 坦白说,我甚至有些内疚。我开始反省,这些年来,自己作为朋友是否不够关心他的挣扎,是否给他的肯定太少。我也担心,如果直言自己的观感,会不会破坏他对我的信任,或打击他刚刚在与…

闪光飞出书页,AI 设计图

如果教会并不需要另一个”基督教AI”呢?

基督徒到底该不该用 AI? 过去两年,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有时问得很具体:可以用ChatGPT查经吗?牧者可以用 AI 预备讲道吗?有时担忧则更深一层:如果 AI 越来越强大,它会不会有一天取代牧者,甚至取代教会? 大家的态度也很不一样。有人迫不及待地拥抱 AI,有人对它高度警惕。更多人可能处在中间地带:工作中已经离不开 AI,安排旅行、整理资料也会随手问它,但一碰到圣经、信仰或者生命塑造,心里还是会多一层犹豫。 我很理解这种犹豫,因为我们在开发数字化圣经事工火花 Sparks 的过程中,也一路在问类似的问题。 火花 Sparks(www.sparks.bible)是英国圣经公会发起的项目。不过,它一开始并不是一个 AI 项目。真正推动我们开始这项工作的,是一个更早、也更根本的事工问题:当一个人已经能够接触到圣经以后,怎样才能帮助他真正进入圣经,并让神的话语逐渐塑造他的生命? 几年前,我曾经在华源协作的一篇文章里,把它称为圣经互动(Bible Engagement)的”最后一里路”。经过长期的圣经翻译、出版和传播,加上这些年数字技术的发展,今天的人拥有的圣经资源之丰富,是过去很难想象的。但”有圣经”不等于”读圣经”,”读了”也不等于”读懂了”;即使读懂了,也不见得意味着圣经已经进入一个人的生活,塑造他的判断、选择和生命。火花 Sparks 最初就是想回应这”最后一里路”。 对华源协作的读者,我也简单交代一下:火花 Sparks 主要服务华语基督徒,平台在中国大陆以外开发和运营,目前大部分用户也分布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在中国大陆,目前也仍然可以正常访问。…

2026年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在古晋举行,多名敬拜团成员在舞台上带领敬拜,有人举手唱诗,舞台灯光向会场投射出一道道光束。

2026年华福大会禧年回顾 vs百年回顾

2026年7月,笔者有幸第一次参加华福大会,这一届与上届相隔十年,是第一场疫情后的聚集,也是一场纪念华福运动五十周年的聚集。 若从说文解字的角度而言,“华福”的每一个关键词都可圈可点,五十年来的处境虽有极大变迁,但仍不失相关性(relevance): 在华福的语境中谈及历史,通常只回顾到华福的起源(即1976年在香港举行的首届华福大会),有时也会兼顾大会所在地的教会历史(譬如此次古晋大会便追溯了砂拉越的福音往事)。若我们以世纪为单位,回顾一百年前的华人教会,便会看到一幅很不一样的参照系。 2026年往前推一个世纪,是1926年,中国本土教会界面临两大挑战,一为外患、一为内忧: “非基运动”之外患和“新教共识破裂”之内忧所形成的交织与互动,造成了新一轮的恶性循环:自由派陷入理性主义,保守派陷入反智主义。“收回教育权”运动将教会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信仰因素边缘化,导致保守派差会和教会将基督教教育以及相关的文化使命拱手相让,福音被化约为“个人灵魂的重生得救”,教会活动日益内敛。而表面上赢得地盘的自由派,也因使命的迁移(mission drift)和稀释,越来越失去福音的盐味和光照,最终降伏于世俗政府,与世界和光同尘。 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分道扬镳,仅是整个新教分裂史中的一环。历史中的教会,内忧外患始终不断,而内忧的杀伤力往往大于外患:内部分裂或腐化导致自杀性的后果,自然消亡;而外患的挑战则取决于教会的回应,一个合一健康的教会可以应对大部分外患。有学者指出,同样面对非基督徒知识界对基督教信仰的诘难,初期教会认真迎战,迎来了教父时代,发展出护教学;而中国教会则因门户之见未能处理好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而未能开创中国的教父时代。 非基运动五年期间,正面与非基人士对话的,以自由派人士为主体,保守派中能够打持久战的只有一位张亦镜。 华人教会界所熟悉的王明道、宋尚节和倪柝声,似乎都觉得与不信主的人辩论,胜之不武。 再回到2026年,我们会发现历史惊人地重复,或曰,1926年的问题拖延了一个世纪仍未被通透地回应,而百年来的沧海桑田涌现的新问题,叠加在旧问题上,形成更加复杂棘手的宣教生态。教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如同个人生命一样,创伤性的记忆不会消失,即便被压抑,仍然在潜意识中继续发酵,影响我们的言行和决策。华人教会偏向保守与传统,在后现代主义的当下,很多人仍抱持着一个世纪前形成的基要主义的态度:“与其淌世界的浑水,不如传纯正的福音”,回避与世界对话,甚至一味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时候教会对外部世界的批判,或许也是一种转移内部矛盾或不足的逃避性策略。其实,外患中有“危”也有“机”。这次华福的主题强调“聆听“ 、以及银色大耳朵的icon(图标)的不断闪现,提醒我们继续恭听神的话,也聆听世代的声音,且是“快快地听,慢慢的说”。这只“银耳”以大大小小的点点组成,象征大大小小的教会,一起聆听,彼此聆听。 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壁垒分明,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无论是洛桑,还是华福,都在不断推广国度福音(kingdom gospel)、整全使命(holistic mission),重提职场宣教(workplace ministry)和营商宣教(Business as mission),文艺、救援、公义、怜悯、平权等议题重新成为热议。从某种层面而言,是回归到英国福音派个人灵命与社会关怀的有机结合,甚至是中世纪“以信仰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同时,本次华福大会也比过往更多地谈到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不再锁定标准答案,或墨守成规,而是更期待圣灵带领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仅仅“勉强人进教会”,而是更鼓励信徒“道成肉身”地走进人群;领袖或讲员不再以属灵权威的面貌出现,而是坦陈软弱、盲点与局限。有一位讲员,甚至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带领与会者认识到:教会若与世界“失联”,乃是一种“属灵失智症”,因而无法成为福音的管道。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是一战(1914-1918)在全球的“属灵后遗症”之一,二战(1939-1945)更是激发了全球的去殖民化进程(decolonization),导致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西方教会进入后基督教王国时代(post-Christendom era)或后宗派时代(post-denominationalism)。作为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一部分的普世华人教会,在布道植堂、神学教育、门徒训练、资源统筹等各方面,与一百年前相比,已有长足进步。华人来自东南亚的主体世界,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进入其他主体世界,然而,不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主体世界,华人教会都似乎如入无人之境,惯性地移植既有的教会传统,极少与当地社会、甚或教会,产生有机的联接。本次华福大会探讨了和全球教会一起面对的时代挑战(如:科技动态、信仰传承、人口迁移),并在闭幕式上作了颇具巧思的安排:一方面邀请了华理克牧师代表西方教会致辞,另一方面,也邀请了王钦慈牧师,以独特的双栖身份,把拉美教会的宣教运动COMIBAM(拉美版“华福”)引介给全球华人教会。甚盼这是华福在未来可以积极扮演的一个桥梁角色,把华人教会带进主体世界,把主体世界带进华人教会。 “普世合一”虽然不在“华福”的名称中,却始终是一个异象或目标。闭幕式上华理克牧师有关“合一”的循循教导,也深触我心。道理大家都懂,实操谈何容易。华人易抱团,但未必能团结,加上新教分裂的基因,短短两百年的教会发展已经山头林立。这位美国牧师并非不知西方教会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不合一,但他以“外人”的身份来劝勉华人教会,带一点距离感,好像又更能让人接受。离开古晋的飞机上,与一位海外牧者同排,我们谈到了各自身处的教会所面对的、或曾经历过的不合一、甚至结构性的分裂,都有同感:一方面“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们是否可以做的更好?”另一方面,“事已至此,我们当如何修复关系?”在既有的团契上保持和睦(keep peace)尚且不易,关系破裂后再缔和平(make peace)更加复杂;但若我们这一代不尽自己的本分,势必把难题留给下一代去处理。 回到长居地,在闭幕日一個月后,在与其他与会者就此次华福大会的一次交流座谈会上,笔者忽然发现自己的多重「桥梁身分」:就年龄而言,笔者身为三明治世代(sandwich…

夕阳下,一个人坐在高大的十字架旁,人物与十字架呈现深色剪影,背景是橘黄色的天空。

期盼更深的合一

第十届华福大会已经结束。作为一名受邀嘉宾,我很感恩有机会参与其中,也感谢所有筹备同工以及本地教会的款待和付出。 十年前,我也曾受邀参加台北华福大会。从那时起,我一直思考和观察海外华人教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突破自身的“中产性”(middle-class tendency):其中包括对稳定、成功、影响力和成长的追求,背后有些许逃避苦难的意味。如果这一观察有所冒犯,请读者原谅,这也许是我一种特别的“偏见”。 整体而言,这次大会呈现了许多重要主题,也使用了不少新的词汇,如神的国度(Kingdom of God)、整全使命(Holistic Mission)、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新创造(New Creation)、多中心宣教(Polycentric Mission)等。 这些都是今天宣教前沿不能忽略的重要议题。然而,在大会之后,我有几个持续思考的问题。 一、在“时代聆听”之外,也需要“观看” 大会主题“时代聆听·与神共创”非常具有时代感。“听”(hear/listen)在圣经中通常首先与回应神的话有关。“以色列啊,你要听。”(申 6:4)对于神话语的认真顺服,这是华人教会重要的属灵遗产。但我想补充的是,圣经所强调的知觉行动不仅包括“听”,也包括“看”。圣经中多次出现“看”这样的动作。耶稣曾说: 耶稣也责备当时的人: 因此,对于本次华福聚会而言,不仅需要“听”神的话,在走向“共创”的过程中,也需要学习“看”: 二、建议进一步突出十字架神学 宣言关于国度、使命、文化、新创造的强调非常宝贵。或许是因为过去传统的华人教会太强调“十字架”,所以这次“神学钟摆”摆到了另一边。 正如在“华福宣言”草案组的讨论中,有同工提出:国度的福音不能脱离十字架的福音。我认为十字架神学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1. 十字架显明人的罪与有限 洛桑或者华福,这类偏向宣教动员型的大型聚会,会给人一种印象,会强调“人的回应”过于强调人的罪与有限。 考虑到华人文化本身受到儒家传统影响,重视人的道德能力,本来就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乌托邦”的倾向。我担心忽视十字架的国度神学,会让“儒家道德乌托邦”偷偷溜进来。 十字架首先承认无法人靠自己的道德努力或宗教实践拯救自己,十字架否定儒家道德乐观主义,这一点对于儒家背景的华人教会尤其是一个重要提醒。 2. 十字架塑造宣教使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