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世界华福中心（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成立50周年，于马来西亚古晋举行的第十届华福大会，是一个致敬过往、思考未来的重要时刻。同时，这次聚会也让华人福音运动在前行过程中所面对的几项关键张力浮上台面。 在开幕会上，华福总干事董家骅牧师将今日的华福事工定位于不断成长的全球华人教会历史脉络之中。与会者一同颂唱华福会歌，并聆听曾形塑华福传承的历任领袖分享。在接下来几天的聚会中，大会专题讲员和座谈小组则从不同面向探讨教会展望未来时所面对的各项挑战，其中许多主题呼应两年前在韩国首尔举行的洛桑大会（Lausanne Congress）所探讨的议题，包括移民与流离失所者、整全使命、受造界关怀、Z世代、教会内部的文化变迁，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等等。 历久不衰的主题 这是我过去25年来第三次参加华福大会，看到几个反覆出现的经典主题再次登场，并不感到意外。不止一位讲员提到中餐馆遍布世界各地的例子，指出既然华人无所不在，华人教会也理应遍布全球。数名讲员谈到年轻一代的流失——他们在传统华语教会中找不到归属感，因此转往其他地方，或什至彻底离开教会。伴随这番分析而来的，是相当程度的反思自省，讲员们也问道，为什么改变华人教会文化如此困难？那句耳熟能详的呼唤——“华人，你在哪里？” 再次强化了这种感受：过去50年来，尽管华人教会积极动员，以及无论有意或无意地散居世界各地，华人在全球宣教队伍中的比例仍然相当低。 华福过去所走的道路与未来将要面对的方向之间的张力，在大会中十分明显；这不仅体现在大会所谈论的内容上，也体现在谁能够发声，以及哪些声音仍未能被充分听见。 年轻领袖仅占华福与会人数的15%，多少加深了这样的感受：华福似乎更多地代表过去，而不是未来。作为全球散居华人的通用语言，大会以华语（普通话）为主要语言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这却让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领袖缺乏参与对话的空间（假设他们选择来到大会）。尽管大会为35岁以下的参与者设计专门的聚会，但整体讨论似乎仍围绕在年轻一代如何在既有华人教会的传统与阶级制度中找到立足之处，而不是如何开创新的道路。 与其哀叹年轻一代流失至多元文化教会或非华人教会，何不转而庆祝这些年轻的华人基督徒正在将华人教会的见证带至传统身分的藩篱之外？董家骅牧师在闭幕致词中提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想法，即未来或许可以举办华福青年大会。鉴于此次大会年轻领袖相对稀少，这或许是极具意义的下一步。 中国的沉默多数 而华人教会另一个重要群体虽然出席了，却大致保持沉默。中国基督徒占全球华人基督徒的大多数，但他们几乎没有出现在讲台上（尽管ㄧ些人积极参与下午的分组讨论）。政治因素与安全考量无疑是他们缺乏公开能见度的原因之一。然而，将他们排除在对话之外，不仅使全球华人教会无法汲取这群基督徒数十年来在逼迫与反对中忠心持守信仰所累积的宝贵洞见，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大陆教会与海外华人教会之间的神学鸿沟——前者的 “十字架神学” 在亲身经历中淬链而成；后者则是在截然不同的土壤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为两者提供一个能彼此交流、让思想相互激荡并丰富彼此的平台，似乎是一项当务之急，尤其在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基督徒加入全球华人教会行列之际。 在这两个群体（年轻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与中国基督徒）之中，不乏位于全球宣教最前线、富创新精神且勇敢的仆人。作为一个致力于动员华人的宣教运动，华福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全然拥抱这两股力量。 合一的代价 “和好” 是贯穿整个大会的一个反覆出现的主题。施达基金会（Cedar Fund）的冯韵儿博士提到，当 “万物与上帝和好，万物都被更新” 时，便能找到真正的平安（Shalom）。多中心领导领域（Polycentric Leadership）的先驱、国际神学院的叶仁爱教授则谈到在种族、阶级、性别与年龄上实现和好的必要性。马鞍峰教会的华理克牧师（Rev. Rick Warren）指出，缺乏合一正是大使命尚未完成的原因，并呼吁与会者追求合一、视合一为普世宣教的关键。 要真正拥抱未来，而非仅止于展望，需要在敬仰历史及过往传统的同时，不被其所束缚。而这不只需要新领袖与新思维；面对华人教会深深根植于组织结构与教会关系阶级中的强大文化惯性，单靠这两者仍不足以带来改变。香港Island ECC教会的吴锦波牧师（Albert…
傅邦宁
•
2026年8月21日
•
观点
简 • En • 繁
The gathering brought not only an enormous amount of content, but also an unusually high level of personal connection—from reuniting with friends I had not seen for years to meeting new ministry partners.
思温格
•
2026年8月18日
•
观点
En • 繁
编者按：对许多身处中国，或生活在世界各地华人群体中的 ChinaSource 读者而言，Kelly Carlson 一家所面对的教育环境可能与自己的处境相当不同。他们可以在公立学校、基督教学校与在家教育之间选择，也能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取得专业的教育资源。这些选择和条件，并不是每个家庭、每个地方都具备的。 我们刊登这个故事，不是要提供一套可以直接复制的教育模式，而是想呈现一个家庭如何随着孩子和处境的改变，一年一年、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重新思考教育的选择。而这些选择背后，其实也有一些不同处境中的基督徒父母都可能面对的问题：谁、以及什么正在塑造我们的孩子？眼前这一个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理解上帝托付给父母的责任？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也各自有上帝所赐的使命与目的。身为父母，我们蒙受 “带领及指导孩子” 这份礼物与责任，而这也包含了教育方式的选择。《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我和我丈夫从未接受过在家教育。高中时，曾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因为觉得这个世界的影响和负面能量实在太强，我曾央求妈妈让我在家接受教育。我们家似乎因着父亲的工作和家庭状况而经常搬家。我认为自己如今很能适应各种不同生活、文化和人际关系情境，部分要归功于这段经历。妈妈对我们姊妹的教育方式，是每年根据每个孩子的个别情况来判断什么样的安排对我们最好。她并不觉得自己被 “绑定” 在某一种选择上；而我也能感受到，她一直很留意我们这些正在成长中的孩子的需要。除了七年级那一年之外，我主要就读于公立学校。光是在三年级那一年，我就读过三所不同学校——其中两次是因为搬家，另一次则是因为那所规模很小的基督教学校并不适合我。在整个小学、国中和高中阶段，我总共读过大约十二所不同的学校。我后来进入一所基督教大学，也很享受上帝一路带领我走过的家庭与职涯道路。 我与丈夫有四个孩子，全部都是领养来的。年纪最大的两个孩子是双胞胎，是在美国国内领养的；最小的两个则是从中国领养而来。我们最大的两个孩子（他们现在26岁且皆结婚）从三年级直到十二年级都就读于我当时任教的基督教学校。我们那时偶尔还会在学校遇到彼此。对我来说，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他们在我教的五年级语文与历史课上的时候。他们后来都就读于基督教大学，一个获得数位设计学位，另一个则取得社会工作学位。 我最小的两个孩子——现在分别是13岁和14岁——则走了不同的路。我女儿从幼儿园到二年级也就读于我任教的基督教学校；而我的儿子是盲人，基督教学校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我儿子的需求，因此儿子就读于地方的公立学校，那里能提供协助他视觉及行动能力的相关服务。接着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和丈夫决定重新评估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孩子们的教育方式。 新冠疫情让每个人都回到了家里，包括当时正在上大学的两个儿子。家里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我一直很喜欢这样），我和丈夫决定，我们不仅有能力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同时这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喜欢全家人有更多时间聚在一起，喜欢早晨不必匆忙地赶着出门，也享受更多共同用餐的时光。我们很珍惜每天生活中那些可以指出上帝作为的时刻，按着上帝的道教导孩子、一起欢笑，在他们经历小学和国中的阶段时与他们建立更深的连结与关系，并维持畅通的沟通管道。 在家教育的挑战之一在于结交朋友——于是我们加入地方的自学共学团体/社群，参加各种学习活动；我也为在家教育的孩子们规划校外教学、活动和多元学习课程，帮助大家建立群体与人际连结。 以下是我学到的一些事： 在家教育是可行的。在家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有各种线上和实体资源可供协助。人也是宝贵的资源——寻找身边那些在家教育做得很好的人，他们不仅能成为你的鼓励，也是珍贵的资讯宝库。在某些情况下，就像我们家一样，有时会有特殊需求考量。以我的儿子为例，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位非常棒的专业老师，她受过点字教学和行动能力训练，每周都会来我们家授课。 在家教育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在牧养孩子的心，引领他们认识自己和上帝。 在家教育不必追求完美（我们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学习，并在需要的时候调整）。你选择在家教育孩子的方式，可以和其他任何家庭截然不同——不需要一模一样，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而生活中处处是新的学习契机。 在家教育让我们能引导孩子发展他们的恩赐。身为在家教育的父母，我们通常能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帮助孩子在特定领域中发展。我的儿子非常热爱音乐，过去三年里他学了爵士鼓、小提琴和钢琴；我的女儿则非常热爱阅读，她不仅花大量时间读书，还开始写短篇小说。 在家教育带来了全新的冒险。由于不受实体学校行事历的限制，我们能更频繁地出门旅行、探索周遭的世界，甚至当天往返的一日游也完全可行。打破传统思维的感觉非常有趣！我最喜欢的一段回忆，是陪丈夫出差，而那趟工作之旅恰好是一趟为期两周、探索西加勒比海与东加勒比海的邮轮之旅。我们非常喜欢在每个港口停留，体验一个又一个新的国家，对比它们与上一个国家的不同之处，欣赏各地独特的音乐、景观与建筑，并与当地文化中的人们交流互动。 在家教育让孩子能探索自己热爱的事物，以及勇于尝试挑战自我极限的新事物。上个礼拜，我们和其他几个在家教育家庭一起去了攀岩馆。我那看不见的儿子虽然害怕、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得到，仍不断鼓起勇气往更高处攀爬。他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与自信；与此同时，其他孩子和家长也很享受在下面仰头为他大声加油打气的时刻。 找到彼此扶持的群体至关重要。你不能、也不该孤军奋战——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孩子也是这身体的一部分，在上帝国度的生命与工作中有自己的角色。 我们的孩子有能力成就令人惊叹的事。《提摩太前书》4:12勉励年轻人，不要因为年轻就让人小看自己，“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而身为父母，我们的职责是在孩子持续成长、跟随基督、探索上帝创造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旅程中带领及引导他们，并与他们一同欢庆。 在家教育是一份特权。能拥有时间和洞察力去带领及牧养孩子们的心，是无可取代的珍贵礼物。愿我们忠心地善管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份责任。
潘竹
•
2026年8月17日
•
故事
简 • En • 繁
Learning to receive one another amid our differences while holding fast to truth may be a discipline the entire Chinese church must continue to practice.
Rex K.H. Chang
•
2026年8月14日
•
观点
En • 繁
编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编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暂译：两个中国的故事），内容取材于他在中国大陆生活及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十五年经历。第一篇反思 “中国” 这个单一概念下常被掩盖的多样性；第二篇则记述他在甘肃保安族群体中的田野调查。在本篇中，巴蒂进一步深入甘南的藏族草原。透过家庭生活、饮食、语言、宗教，以及一段意外忆起的早期基督教存在的记忆，这篇摘录文再次带领我们一窥那些使 “中国” 这幅图像比想像中复杂、远非单一样貌的文化世界。 2016年夏天，我的韩国朋友兼博士班同学昌敏邀请我前往甘肃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那里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区域。我们从整洁却平淡无奇的州府出发，搭了几个小时的巴士，深入草原，来到偏远的玛曲县。玛曲这个名字源自藏语 “黄河” 之意，而县城就坐落在黄河第一个大转弯处。抵达县城后，我们受到昌敏的学生联络人罗桑接待。他先盛情款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火锅，接着开车带我们上到当地的寺院。城里较为虔诚的居民正全神贯注地观看戴着面具的僧侣进行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似乎同样满足于把这一天当作假日，在寺院周围的草地上享受野餐。最后，我们启程前往罗桑的家，一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沿途经过正在吃草的牦牛和马匹，并一路沿着蜿蜒的河流前行。清澈的河水映照着低垂的云朵，形成宛如镜面般的绝美倒影。 天下黄河贵德清 这句名言所指的是下游更远处的一个县，出自一位前来造访的官员之口。在中国，这种由地方官员亲口说出的话，几乎就是对一个 “众所周知的真理” 最终极的认证；但这句话其实同样可以用来形容玛曲，或黄河上游的任何其他地区。在青藏高原边缘的这片高地上，河水清澈纯净、自由奔流，与下游充满泥沙的洪流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黄河一路蜿蜒三千英里，最终流入渤海。 我们终于与大河告别，驶入一望无际的纯草原。途中，我们经过一个独自站在山坡上的男孩，看起来顶多八岁，正看守着山坡另一侧的一群牦牛。小路最终带着我们沿斜坡向上，来到罗桑的家：一座单间土培小屋，旁边搭着一顶以牦牛皮制成的游牧民族 “黑帐篷”。不远处还搭着另一顶较小、较为传统的帐篷，原来是为昌敏和我准备的。我们面前的地面缓缓向下倾斜，通往下面的山谷；罗桑家族有大约一百四十头牦牛和绵羊、两头棕色黄牛，以及几匹藏马，悠然散落在山谷间觅食。在黑帐篷的铁炉旁，罗桑的嫂子为我们做了一顿由米饭和羊肉组成的晚餐。饱餐一顿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帐篷准备休息。然而即使在甘肃酷热的夏季，穿上厚重的御寒衣物及盖着两条毛毯，仍难抵海拔3500公尺高原骤降的气温。 第二天清晨，我们仍在黑帐篷里休息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呼喊，说有三只流浪藏獒闯入了牧场，正在咬杀绵羊。几名年轻的家族成员闻声冲下山坡驱赶它们。然而为时已晚，其中一只羊已经被咬死；但我们随后几餐的主菜也因此而定。罗桑、他的表哥和叔叔立刻着手处理那只死去的羊；另一方面，罗桑的弟弟扎西则专心处理自己手边的任务。扎西是个颇有型的牧民，留着及肩长发；他正在修理用于驱动水井水泵的发电机；修好后，他顺利为牛槽加满了水。一整天之中，男人们轮流看守牛群和羊群，熟练地骑着藏马或摩托车穿梭于山谷之中。到了傍晚，扎西的妻子（一位精通畜牧与烹饪的能干女性）将隔天早上要挤奶的母牦牛一一系好，并俐落地把幼崽与母牛隔开过夜，不顾母牛们的各种抗议哞叫声。 到了晚餐时间，羊肉连同用小肠制成香肠的内脏都已准备就绪。幸好当时的我还没有想到吃下被流浪犬攻击致死的动物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我想昌敏大概也没有多想。若我们当时卫生意识太强，这顿饭恐怕会陷入尴尬的局面。但实际上，我俩毫无顾忌地大快朵颐，而且完全按照真正的游牧民族方式吃饭：没有餐盘，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讲究，就是一手拿着一大块肉，另一手握着短柄刀。除了羊肉和牦牛肉之外，这一带最主要的主食，是以烘焙过的高原大麦制成的糌粑（tsampa）；人们食用时会用手将糌粑与茶和牦牛奶油揉捏混合；我们第二天早晨也体验了这一过程。这时，罗桑的父亲登场了。他性格温和却颇有威严，脸庞因多年在高原上劳作而饱经风霜。他滔滔不绝地称赞糌粑的健康益处，还说糌粑是达赖喇嘛每天早餐的首选。不过，这一切都是透过罗桑的翻译传达给我们的，因为他的父亲和弟弟扎西都不会说中文——这在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是愈来愈罕见的现象。但至少在此时此刻，我们欣然满足于这片广袤土地偏远一隅依然保留着的——就各种实际意义而言——藏族风情。 在草原上享受了几天田园诗般的夏日生活后，我们准备回到县城，参加备受期待的年度赛马节。虽然罗桑这几天平稳地开着车载我们在上山跑，但我们这时才知道他其实没有驾照；他担心交通警察会在赛马节期间大举出动，抽查驶入城内的车辆。我主动提出由我来开，但我没带着中国的驾照，按当地法律这样仍属于违规。昌敏倒是随身带着驾照，但他没有信心开车，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般道路上开过车了，更别说这种泥土小路。我们斟酌了一阵子，思考究竟要冒着被逮捕还是发生车祸的风险，罗桑最终同意还是由他来开车。为了在天黑后才进城，我们一直拖到傍晚时分才出发。再加上大陆司机惯用的招数——和对向驶来的车主打听前方的抽查情况——我们一路顺利地抵达目的地。由于多数旅馆早已客满，我们最终找到一家便宜但宽敞的青年旅舍。与罗桑以及一同进城的扎西在外面吃完晚餐后，我们便在此安顿下来。 隔天早上，当我们抵达比赛场地时，我对 “藏族牧民自由驰骋于草原上” 的那种多少有些天真的想像，立刻就被现实打脸了。眼前是一座正式的赛马场，设有马匹的起跑闸位、开幕典礼，以及政府官员一如往常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 “民族团结” 的演讲。然而，这些丝毫没有减损观众的热情。观众挤满了看台两侧的草坡，为骑手们加油呐喊：有留着辫子、摇着转经筒的白发老妇；有穿着长袖T恤、佩戴珠串项链并抱着孩子的母亲；也有身着时髦西装的年轻人。尽管官方仪式相当正式，藏族特色也依然展露无遗。有些骑手甚至不使用马鞍，直接骑在马上；负责颁奖等仪式的人员则身着优雅而彼此相配的男女藏袍（chuba）。最后，虽然也有一些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参赛者，但拔得头筹的仍是来自高原地区的骑手。在两千公尺决赛时，昌敏和我ㄧ人花了五十元，从草坡移到看台上观看。来自青海循化县的骑手包揽了第一名和第三名，冠军仅以微弱优势险胜来自拉萨的组合。 我的藏区之行几天后在风景如画的郎木寺镇划上了句号。这座小镇坐落在甘肃与四川两省交界处，海拔3300公尺，两侧各有一座金顶闪耀的寺院，背景则是巍峨壮丽的群山。我系上的一位教授自作主张推荐我参与一部纪录片系列的第一集。这部系列纪录片沿着白龙江展开，而白龙江的源头就在小镇西边不远处。在节目中，我扮演一名寻找罗伯特·埃克沃尔（Robert Ekvall）遗迹的游客。埃克沃尔是一位1930至1940年代活跃于此地的美国宣教士，对这一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学校。拍摄过程中，我有幸访问一位年长的藏族妇女。她还记得自己年幼时曾见过埃克沃尔。然而，即使事隔多年，她坦率的回忆还是让我略感吃惊，其中似乎没有任何对往昔岁月的怀旧之情。她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尊敬这个人，但并不接受他的基督教。她接着强调，由于宗教因素，当时有些孩子甚至被禁止去他的学校上课。无论如何，后来我便与导演团队失去了联络，也不知道她的话或我的角色最后有没有出现在节目中。当然，除了几年前在兰州参加一场表演，我曾穿着藏族服饰接受一次简短的访问之外，那大概就是我在中国电视圈全部的演艺生涯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趟旅程却成了一个起点。因为在那之前，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安族及当地其他穆斯林群体上。然而，第二年，当我有机会为一本关于青海和甘肃藏区的欧洲出版物撰写章节时，我决定扩大研究范围，将热贡地区的佛教群体也纳入其中。大约一个半世纪前，保安族人迁徙离开热贡时，这个佛教群体便留在了原地。于是，我跨出了从穆斯林世界走进藏族世界的一大步。
Hugh Battye
•
2026年8月11日
•
故事
简 • En • 繁
Behind every name is a real person—a person with blood and tears, love and loss, shame and confusion, and a longing to be loved, forgiven, and given a new beginning.
Fan Wenling
•
2026年8月10日
•
故事
En • 繁
2026年七月中旬，来自美国、英国、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及香港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教华人学者与牧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第三次公共神学主题讲座。会议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正如题目，参会者感慨马来西亚是体现多元文化处境非常好的案例，马来裔、华裔、印度裔在这个国家彼此互相影响，竞争，并共同维护和平。会议中，学者们从圣经论、教会观、历史学、社会学、神学、哲学和美学等，发表了相关主题的论文，并与听众共同探讨公共神学在多元处境的本质和意义。会中普世佳音和华源协作这两个机构向参会者赠送了本次大会相关主题的中英文论文集。本文作者通过阅读论文集和亲临本次会议，对公共神学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感想。 公共神学的定义 “公共神学”是由两个词汇组成，一是“公共”，它是有别与私人的，是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环境与社会关系等的公共生活。Stackhouse把这个“公共”定义为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包括人权、民主、法治、市场伦理、公共社会。而David Tracy认为“公共”有三个范围，教会、学术界和社会。 另一个词是“神学”，“神学”这词汇虽然不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但却是基督教里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这说明“公共神学”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背景和立场为基础，去参与公共生活议题的神学。 公共神学就是基督徒参与公共政策和公共讨论，使信仰能够服务整个社会，而不仅服务教会。如何参与呢？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方法，例如“对话”，“关注”，“见证”、“美德”、“倡议”、“解放”、“服务”、“关怀”等。 本次会议的题目是《多元与公共神学》，综合参会学者对多元的探讨，大家认为：多元是中性的名称，多元的另一面是冲突；多元带着区分但不分离；多元是尊重差异；多元是恩赐，也是张力；多元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实现大使命的机会；基督徒在多元中要聆听了解，交流对话，不抽离，不极权；在多元的不同中，建立关系，一起合作，找到共善。 公共神学的历史 如果公共神学是以基督的精神和榜样作为指导，在公共生活中关爱他人、谋求公共利益，最终作光作盐来见证天国的福音。那么公共神学的发展并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专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中关于社会公义和关怀的内容，以及新约关于爱人如己的命令、好撒玛利亚人的案例等。圣经对教会的要求是作光作盐和山上之城，以此来体现上帝在黑暗世界中荣美。除此之外，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基督徒的公共责任进行了肯定，提出教会要参与社会。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天职观把基督徒的职场赋予了神圣性，认为每一种基于信仰的职业都是从天上来的呼召及恩赐，都是服侍神的平台与机会。最后到凯波尔提出“在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没有一寸土地不属于基督，因为基督是万有的主，他对每一寸都宣告‘这是我的’”。 最早提出“公共神学”一词的是Martin E. Marty，他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教会不能只是私人宗教，而应成为公共教会。他的观点被公认为是公共神学的重要发起人。其发起的背景是南非和美国种族隔离仍然盛行，而欧美教会为了更新WCC在社会福音上的极端，联合南美及其它地区的福音派教会，在洛桑举行了第一届洛桑会议，《洛桑宣言》中表明了福音真理与社会关怀或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因此公共神学是福音派对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平衡。 从8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韩国、新加坡和香港陆续在大学或神学院校中成立了公共神学的研究课题或专业。目前来看，公共神学在近几十年已经成为基督教神学院中一个仅次于宣教学的热门学科。 公共神学的限制 过去两年笔者一直在关注公共神学的相关内容，通过一些阅读和研究，再结合本次的会议中，对“汉语公共神学”还是有些感触，并有一些担心。公共神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良药，它有自己独特的产生背景，也有独特的准则与限制，如此才能使它能够成为它所是的。 1. 公共神学要有“公共”规则 公共神学家们认为，公共神学不是向社会讲话，而是与社会对话。这个对话的空间被称为公共广场，在这个广场中任何公共领域中的议题都可以都讨论。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成为极权，利用单一的话语权来压制另一领域。因此，大家需要在这个广场中遵守共同的价值观与对话规则，以此来保持公共广场对话的平等、自由及民主。这就意味着，当基督教学者要到公共广场对话时，需要带着谦卑和顺服的心。愿意了解对话规则，愿意倾听与了解和自己不同的信仰立场所表达的观点。并一起合作为社会谋求共善，甚至在对话与合作中见证主基督的荣耀。 因此公共神学的学者需要熟悉掌握公共广场对话的规则，也就是学术规则，遵守规则，使用公共广场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这样的心态和作法可以打破传统的姿态，打破那种圣俗二分的观念，打破那种唯我独尊的极权，使基督的福音在友好的对话中被传扬。 2. 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有区别 由于笔者是牧师，牧会接近二十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在聆听这些学者做报告时，感到有些报告内容思路清晰富有洞见，另外有些报告令人感动发人深省。但是在与共同参加讲座的一些牧师沟通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学者的报告大家无法听懂。我们不是怀疑他们的研究能力，也不是质疑他们的研究主题，而是怀疑他们没有向非学者转化学术语言，使他们的信息能让非学者通俗易懂。如果一个共同信仰背景的两种群体——学者与牧者，都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又如何能在充满多元的公共广场中让不同领域的群体对话呢？ 基督教的学术与教会如果也是多元广场的一份子，就意味着基督教学者与牧者是需要对话的，更需要为了能够对话而努力调整自己。基督教学者需要聆听教会牧者在教会牧养中的困惑及感悟，这样能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帮助到教会；教会牧者也需要刻意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快快地听”懂学者的研究报告，领受神借他们按时分粮的供应。因此，学术语言与牧会语言并不是隔断的，需要共同在基督里筑起对话的桥梁。 3.…
孙永
•
2026年8月7日
•
观点
简 • En
What was most noteworthy about this congress was not only what it said, but also how it was experimenting with new ways to speak, lead, communicate, and understand the next generation.
Daode Chen
•
2026年8月4日
•
观点
En • 繁
I have been reminded that if the tree wants to bear fruit in season, it must stay by the streams of water.
Jolene Kinser
•
2026年8月3日
•
资源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46:10） 在列国中荣耀上帝的使命，根基在于关系。 在本系列的第二篇文里，我们探讨了基督吩咐门徒 “常在祂里面” 的命令，好叫他们结出果子，从而荣耀父神。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记载的〈大祭司的祷告〉里继续阐述关于 “关系” 的主题，并为所有门徒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祢父在我里面，我在祢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来。”（约17:21） 正如基督徒生命的属灵果子源于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同样地，基督徒生命的 “有效见证” 也源自他们与基督以及彼此的关系。基督徒与三一上帝持续连结、因着住在祂里面的关系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他们在基督里与彼此连结所形成的合一关系。使万民作门徒的大使命，与这个终末性的目的密不可分：“我在他们里面，祢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祢差了我来，也知道祢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17:23） “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约17:22）这句话指出，就像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一样，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应以共享的 “爱的生命” 为特征；这种爱无私地为对方付出，如同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一样。耶稣从父所领受的荣耀，并非为了高举任何一个人或群体，而是要转化门徒彼此的关系，使他们能效法圣子与圣父的关系，好叫世人借着他们的合一，认识耶稣是什么样的神。 斯托得（John Stott）在《洛桑信约注释》（Commentary on the Lausanne Covenant）中写道：“我们所传的信息是爱与和平的信息，但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活在爱与和平之中，我们的信息总会显得空洞无力（约翰福音13:35；17:21）。因此，我们的合一能够坚固我们的见证，正如我们的分裂会削弱我们所传的和好的福音。” 不可或缺的彼此相顾 宣教工场上的 “合作” 作为这种合一的展现，并非为了行事更方便，而是在宣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分。来自不同机构或教会的人选择一起同工，确实可能完成更多事。透过共享资源与分工，让每个人在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服事，能使同工们携手完成比各自单打独斗时更多的事。然而，与他人合作往往也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尤其是在涉及文化与语言差异的情况下。许多时候，由单一个机构独自工作反而能完成更多事且更有效率。因此，若仅为了 “潜在的实用价值”…
傅邦宁
•
2026年7月31日
•
观点
简 • En • 繁
华人公共神学究竟该如何作盐、作光？从吉隆坡的多元社会出发，作者重新思考：公共见证是否只等于在社会中发声？当不同华人教会面对不同处境，我们又如何既真实参与社会，也以福音的眼光辨识现实？
Arleen Luo
•
2026年7月28日
•
观点
简 • En
编者按：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改编自休·巴蒂（Hugh Battye）的《A Tale of Two Chinas》（暂译：两个中国的故事），内容取材于他在中国大陆生活及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十五年经历。继第一篇介绍该书试图超越单一、扁平的中国面貌之后，巴蒂在此篇将焦点转向他在甘肃保安族群中的田野调查。这段始于寻找研究地点的过程，最终演变成一场交织着审查许可、官僚体制、热情款待，以及在跨文化接触中，外来者与在地社群抱持的不同预设的故事。 重返积石山 公车转过街角，沿着主干道驶入积石山县城吹麻滩；尽管四周不断耸立起崭新的高楼住宅区，这座小城仍设法保有传统小镇的风貌。我的行程此刻已大致到一段落：从兰州向东南行驶两个小时抵达临夏——这座州府城市素有“中国的小麦加” 之称；接着只需再花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目的地，因为最近开通的隧道大幅缩短了穿越大山的车程。 积石山的正式名称为 “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因境内居住着三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使积石山成为该地区较敏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因而对外国人的管制相对严格。几个月前，在我前往该县进行为期数天的保安族语言调查后，我行程的消息传回了兰州大学的国际学生部门。不久后我便接到电话，要求我解释为何 “未经许可” 前往该地——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像这样短暂的行程竟然也需要取得许可。就在那个星期，我巧遇了一位几年前在前往天水的 “外国专家” 行程中结识的友善警察，他提议用警车顺道载我回学校。他的同事也上了车，我们便聊了起来，对方问了我的名字。“噢，你就是那个没拿许可就跑去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人啊。” 这对我的研究生涯来说可不是个好的开端，但好在后续并没有衍生出什么大问题。在中国的外国人之间流传着一句话：“请求原谅比请求许可容易得多”，我发现这通常是个实用的原则。背后的逻辑是：即使某件事情完全合法且过程简单，但若你试图先取得官方许可，可能反而会让掌权者担心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进而拒绝你的申请。但另一方面，如果事情已经做了，你只需要为越过某条界线而道歉，通常就不会有人再多说什么；因为相关主管部门也不希望让外界过度注意到任何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问题。 官僚体制迷宫 无论如何，几周后的2013年春季，我又来到了这里，这次带着一项任务量更重、也可能更有趣的使命：与当地一个保安族家庭住在一起，进行硕士学位的田野调查。这一次，我带齐了相关文件，除了兰州大学核发的标准许可信之外，还包括一封额外需要该县文化局、教育局和宗教事务局审核盖章的文件。之所以会多出这道繁琐的官僚手续，是因为发生了一起打破上述逻辑的例外：我的朋友兼同学查理（已与家人落脚在其中一个村庄）一年前曾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下，自愿在当地小学代课一天；警方的回应是收紧相关规定，不仅针对他，也连带限制其他所有试图在该县居住的外国人。 因此，我的第一站是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查理先前已与他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他确实十分大方且乐于相助，也顺利为我盖章。随后他安排一名助理陪我前往其他几个局办理手续，我们首先前往宗教事务局，却被告知主管们当时正在开会。等了一会儿后，我们决定不再继续等下去，我便提议先去教育局看看。那里的负责官员虽然在场，却拒绝在信上盖章，要求我先拿到公安局（PSB）以及 “Baomiju” 的印章；后者是我当时必须查字典才能理解的词汇，意思是 “国家保密局” 之类的机构——至于像积石山这样的小县城是否真设有这样的局处，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文化局的那位助理表示不愿陪我前往公安局。深知 “关系” 在中国重要性的我便告诉他，我很确定如果没有他陪同，我是不可能拿到印章的。于是他建议回头找文化局老板寻求建议。局长建议我们放弃继续跑流程盖章，直接前往大河家当地的派出所（那是离我即将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城镇，搭小面包车过去大约半小时），出示兰州大学的许可信即可。他的建议奏效了，在地派出所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人提到还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我终于可以前往安排好的住处村落：大墩村，一个讲保安语的传统村落，也是当地闻名的 “保安三村” 之一。只不过我很快就会发现，事情原来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出乎意料的欢迎——以及一场令人不自在的协商 从大河家搭了约十分钟的小面包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穿过农田和稀疏的林地，我来到了位于大墩村中心的小学。我跨过小径，前往事先安排好的寄宿家庭打听，但由于屋主当时正在翻修房子，我便被转介到住在前方不远处的姪子家。到了新的住处，我受到姪媳妇玛彦（Mayan）的迎接，她带我前往我的房间。那是一座典型的乡村四合院，由几间平房式住宅围绕着中央的露天庭院而成。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房间看起来很像旅馆：硬砖地板上铺着红地毯，甚至还配有一台连接着宽频网路的电脑，这在当时的村庄里可说是相当罕见。我很快便和这对夫妻八岁的儿子马彪（Ma Biao）以及他的朋友熟络起来。两个孩子对这位新来的 “外国叔叔” 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天生就很会使用科技，能帮他们在电脑上下载一款摩托车游戏。然而，我显然没能成功完成他们期待的任务，这似乎马上让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跌了一截。 过了一会儿，女主人招呼我到主屋吃晚饭，请我坐在他们的 “炕” 上。炕是一种用砖头或石头砌起、底部可以烧火加热的高台，平时用来用餐、睡觉和社交。我一边吃着玛彦准备的面疙瘩，一边和她以及她的婆婆聊天，满足地觉得一切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过了一会儿，她的丈夫回到家里。我后来才得知，他恰好在当地警察局里工作——这算是这趟旅程中反覆出现的主题了。寒暄了几句后，我便开口说： “你叔叔说，我只需要跟你谈谈房租的事。” 然而事情从这里开始急转直下。他先是提到大河家镇上的旅馆价格，接着又说，有宽频网路的旅馆会更加昂贵；而在更远、规模更大的城镇上，一间条件不错的旅馆每晚甚至要价288人民币（以当时的汇率计算约29英镑）。 “所以，你说说看你觉得价格应该是多少？” “呃⋯⋯我原本想的是每个月500人民币（约50英镑）左右，” 我有些尴尬地回答。 这个价格显然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我们最后陷入一场既尴尬且出乎意料的讨价还价。谈判过程中，他坚持每晚不能低于150元人民币（15英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明明身处中国乡间，而且离最近能洗澡的地方得徒步45分钟；他开出的价格足以让我在兰州最好的地段租下一间相当宽敞的公寓。但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是在提供一项服务，也希望借此赚取一些收入。事后回想，我意识到自己的出价确实太低了，因为这笔费用还包含了一日三餐；而从他们的立场来说，让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二十四小时住在家里，本身也带来相当程度的不便。话虽如此，尽管讨价还价在中国相当普遍，但九比一的价格落差，确实也显示出双方对这件事的认知存在令人尴尬的巨大差异。最后，我很快退回我的 “饭店房间”，度过辗转难眠的ㄧ晚。 当彼此的期待有所冲突 隔天早餐后，我们沿着小径回去找他的叔叔。当时我已在心中设好自己的谈判底线，最多不超过每月1000元人民币（约100英镑），不过，最后并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必要。我们抵达时，叔叔显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立刻开始对我讲起过去大学团队如何经常来他家短暂住宿，获得热情招待且支付相当不错的费用。由于这次也是透过我系上的一位教授牵线安排的，他们以为我的住宿费会由大学或政府负担。我为这场误会表达了歉意，并询问我是否可以在村里四处看看、寻找其他落脚处，他也同意了。我们最后友好地道别，而我也意识到，整件事情其实可以归结为双方期待的不一致。身为外国人，我寻求的是道地、真实的 “文化体验”；但对村民而言，他们更在意的是让客人得到 “舒适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志学者光凭自身的出现，就注定会破坏实验的纯粹性，但在中国，“实验” 本身未必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事是，相关的少数民族或地区能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让访客留下正面的印象，同时与相关的主办或安排机构建立或维持良好的关系。因此，我的接待者原本预想的，是一次短暂而具有教育意义的参访——我作为贵宾获得殷勤款待，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但这与我试图进行的更为真实的民族志研究方式大相径庭。 寻找落脚之处…
Hugh Battye
•
2026年7月27日
•
故事
简 • En • 繁